他拍到尼克松给记者送啤酒，还有戈尔巴乔夫的惊世演讲

“我在溥杰北京西城的四合院里面曾经采访过他。我向他提出，找个机会，可不可以去你过去住的地方，故宫，给你拍一张肖像。他很愉快地同意了。他约我下午在故宫午门的售票处等。到了午门，溥杰先生已经站在那里，售票处的工作人员都对他很熟悉的样子。进去的时候，我才发现，这时的故宫快要关门了，开始清场。我找了一张椅子，让他在一个大殿前面坐下。拍完之后，他说我也给你拍一张……这是我一生中特别荣幸的时刻，溥杰做导游带我逛故宫，他告诉我，他跟哥哥在哪里学自行车，在哪里，英国人教他们英语。回忆着在故宫生活的细节，走到后门的时候，太阳已经完全西落了。”

在浦东美术馆的展厅，刘香成面对自己拍摄的照片，回忆如泉涌般浮现。“在展厅走了一圈，我也觉得好像是第一次看自己的作品。”他告诉第一财经，当小小的照片被放大到一米，里面的丰富细节扑面而来，“我知道那张图片，我记得当时按快门的瞬间，但是已经隔了这么长时间……”

“刘香成：镜头·时代·人”是摄影家刘香成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回顾展，187幅照片跨越了他40多年的摄影生涯，其中超过半数作品是初次展出。

某种程度上来说，刘香成是写入中国影像历史的人。在《东方照相记》里，在他之前，有罗伯特·卡帕、亨利·卡蒂埃-布列松、马克·吕布等西方摄影报道黄金时代的大师，他们带着对于中国的好奇，在20世纪相继来到中国，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录。

刘香成是这一脉络的延续，又与他们截然不同。1950年代，儿时的他曾在福州、香港生活，而后赴美求学，师从《生活》杂志著名摄影师基恩·米利。当刘香成以国际摄影记者的身份归来，正逢1970年代末中国面临转变的时期，随后迎来了改革开放。他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中国人跨越时代变化、舒展人性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儿时记忆赋予了他从内观察的视角，以及对于环境的敏感体察和深厚理解。《明镜》周刊驻亚洲记者蒂齐亚诺·泰尔扎尼曾经评价道：“对刘来说，中国不仅是个值得发现的真相，而且有关一种尚待阐明的爱。”

尚待阐明的爱

“长期以来，我希望他们中的某个人可以为我们所有的人写一本有关他们自己的、关于中国的书，一本真正的书，渗透着中国人基本精神的书。”刘香成曾经在这段1936年赛珍珠为林语堂《吾国吾民》所写的导言中找到共鸣。

刘香成第一次回到中国拍摄是在1976年，当时，他在广州待了十天，游走在街头，他敏锐地从人们的身体姿态和面部表情中发现了变化的信号，“当时我觉得人们的脸上有一种放下了一块石头的感觉，是从一个境界到另一个境界的感觉。”他听到了时代的召唤，他决定以摄影记者为此后的人生志业，两年后，他以此身份留在了中国。

1981年，中国国内开始生产可口可乐，在北京故宫也有卖可乐的摊位，刘香成拍到一位穿着军大衣的年轻男子将手伸向镜头，他的手里是一瓶可口可乐，他的背后是紫禁城的建筑，这张照片成为改革开放的代表性画面。刘香成擅于使用具有符号性的元素展现时代变迁，与此同时，他也关注表象之下的深层内涵，他以肢体语言为密码，解读不同时代各个社会阶层的精神状态。

在广州珠江游轮上，他拍到年轻人挤在一起跳狐步舞；在河北北戴河，他拍摄了一组在沙滩上的年轻人，其中一些面对镜头骄傲地展示身材；在云南景洪，他注意到戴着太阳镜的三个年轻人，他们的打扮惊人地一致，同时透露出追求时尚的青春气息；在上海的公园，刘香成被一对情侣对视的样子打动，“我注意到他们的脚交叉在一起，男人温柔的捂住女孩放在膝盖上的手。这张照片显示了东方人如何微妙地，用特别的肢体语言表达他们的情感，跟西方人公开亲吻拥抱截然不同。”

刘香成相信，照片不仅仅是用来看的，更是可以读的。“后者让你去想问题，前者也许只让你觉得刺激，现在刺激的照片可太多了。”他曾说，“我很幸运，从大师们的作品里学会了怎样去读照片。我发现，这个东西要和生活紧密地扯在一起。生活，就是文化啊、历史啊、宗教啊、传统啊、国与国的关系啊。”

刘香成的镜头记录了那个时代很多的中外政治文化交流，构成了历史的一块块视觉拼图。1979年，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与波士顿爱乐乐团、奥地利指挥家卡拉扬与柏林爱乐乐团先后来到中国演出；1981年，英国歌手艾尔顿·约翰访问中国，刘香成拍到他集中精神在打乒乓球的场景；同年，“波士顿博物馆美国名画原作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这场展览影响了大批未来的艺术家；1982年，中美《上海公报》签署十周年纪念期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他们一起坐火车从杭州到上海。

“李肇星先生在这张照片的左下角，当时他提醒我，他说你的相机在哪里？我转头就看见尼克松先生，当时他心情非常好，他拿出一条毛巾、一桶青岛啤酒往记者车厢走过来，给我们送啤酒。”这张照片留下了新闻事件背后的一个生动瞬间。

决定性瞬间

在准备展览时，策展人皮力提议说，以往刘香成做的事情，无论是书、展览，还是每一个出版的报纸上刊登的图片，都是以时间为主轴，在大时代背景下展现他的拍摄和创作。他希望这次展览可以另辟蹊径，以摄影的语言作为线索。由此，我们看到一张张“面孔”、一种种“姿态”如何展现不同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拍摄者又是如何通过对“时机”的把握捕捉决定性瞬间。

刘香成清晰记得1991年12月25日他被邀请进入克林姆林宫的情景。“到了现场我才知道，戈尔巴乔夫要对全苏联做新闻直播，宣读他的声明，而我是现场唯一的摄影师。”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末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在电视直播期间，刘香成坐在摄像机的三脚架前，反复考虑着应该如何拍下这个历史的瞬间。

“我答应官方，不会在直播的时候拍照，因为他们担心相机的快门会影响到直播的录音。我想如果要拍，要在演讲结束的瞬间，在他放下讲稿，纸还在空中飘的时候，抓住这个动感。”刘香成回忆说，“我决定用一个很慢的胶卷速度，1/30秒，作为一个摄影人，我知道1/30秒这种情况下，不能保证人物的肢体也能对焦、不会松动，所以我做了一个很大的不确定的决定。”

在那个时机按下快门之后，他一路奔跑着回去洗照片，路过红场的时候，正巧看到苏联的旗帜落下、俄罗斯的旗帜升起，“胶卷洗出来之后我才放心，就是我想达到的效果。”第二年，凭借对苏联解体的杰出报道，刘香成与同事一起荣膺“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

展厅一角还原了刘香成在锦江饭店客房洗手间布置的暗房，在当时已经非常便携的设备在现在看来显得难以置信地笨重和复杂。与现在的手机摄影时代不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摄影是一件更具有技术性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后期支持，对于画面的捕捉，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摄影师对于光圈、快门的经验和理解。

“多年之后很多人问我，哪一张图片我个人特别喜欢，这张准备高考的同学们，我觉得中国人求学的精神在这张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中国恢复高考之后的1981年，刘香成晚上去天安门广场散步，看到很多学生利用广场的灯光读书。

他回忆说，当时他想要拍出一个很深的景深，他趴在地上，把光圈调到f22，但是测光表已经测不出f22需要曝光多少时间，他只能凭自己的经验。“这将是我一生当中曝光时间最长的一张作品，因为它曝光了23秒的时间。”刘香成指着照片的背景说，“景深很完美，一直拍到毛主席的纪念堂。”

在拜访现代汉语拼音系统的发明者、106岁的语言学家周有光的时候，刘香成决定用导师基恩·米利拍摄毕加索时使用的“用光绘画”的方法，米利曾捕捉到毕加索在稀薄的空气中画一头公牛的场景，“我用同样的技巧捕捉到了周先生在半空中写下‘中国’的画面，显示汉语拼音这一发明的创造力。”

更长的时间里

“我的脉络永远离第一线稍微远一点，”刘香成告诉第一财经，“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展览里面是很少是纯粹的所谓新闻，几乎是没有。”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印度，以及已经消逝的苏联，在追逐大事件的同时，他更关注的总是那些更具有持久性的，更加生活化的场景。有些照片没有一时被编辑选中作为头条图片，其意义与价值会在更长的时间里逐渐浮现。

在拍摄艺术家的时候，他也倾向于捕捉他们的生活瞬间。他拍摄陈逸飞在工作室里作画，也拍摄他在家中理发。他跟随蔡国强回到家乡，当蔡国强拜祭祖先的时候，他捕捉到艺术家的奶奶正向另外一个方向走出镜头。蔡国强看到这张照片，高兴地说，这是第一次有人将他的两个奶奶拍进同一张照片里，她们这辈子从来没有说过话。

周迅喜欢摄影，2020年，刘香成邀请周迅一起做一个创作的项目，让她回老家拍一些朋友的照片。周迅欣然同意，她说，我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都在那里，我们可以找机会去拍拍他们。她拿出一张纸，开始写上其他演员的名字，姜文与周韵、黄觉与麦子、陈坤、舒淇、窦靖童、刘昊然、欧阳娜娜……她觉得这些人也可以参与项目。这个项目后来叫做人参果。2021年底，这个展览在上海摄影艺术中心举行。

刘香成创立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已有8年时间，这个位于西岸艺术群落的机构，曾经组织、策划、展示了一系列中外摄影艺术家的作品，成为摄影文化交流的一个关键性地标。2021年，他与凯伦·史密斯一起编著了《上海：一座世界城市的肖像》，作为《上海：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 1842-2010》的续篇。

在展览现场，刘香成向第一财经透露，之后他希望更多回到摄影创作中去，“下一步，我想拍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我想发现，我们从人文上面走出去的时候，会遇到什么当地的人，想看看中国人来到的地方，会有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我觉得这个可能是21世纪的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