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见证的市民体育消费巨变：品读庄大伟《阿拉小辰光》有感

2023年7月2日，客场征战的中国国家女篮在主帅郑薇的运筹帷幄和全员奋战下，力克拥有归化黑人球星的日本女队、时隔十二年勇夺亚洲杯冠军！之前，中国女篮还接续战胜了不可一世的韩国队和澳大利亚队。喜讯传来，上海刚刚进入暑期；顿时引发了校园和社区的篮球热，八零后、九零后家庭积极参与；徐家汇、虹口和嘉定等体育消费圈再度旺盛起来！

能够得到喜讯传播的重大体育赛事、特别是伴随着中国国家队获得冠军的捷报，而能够激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参与该赛事项目、并且催生市民自发组织比赛、再到政府机构组织或提供必要的群体性体育竞赛及训练条件，在上海这一特大型城市尤其在中心城区、是有着深厚传统的。中国中福会出版社近期推出的《阿拉小辰光》，就记录了半个世纪前的上海市民弄堂口、菜场里和青少年校级比赛的场景和相应体育消费状况。该书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庄大伟，是上海电视台的高级编辑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获奖多多的他，也是笔者多年好友。在经常性的城市发展课题探讨中：庄大伟注重的是城市软实力，而我在意的是消费能级。

如在他可读性很强的这部著作《阿拉小辰光》中，历史感油然而生、丰富的城市及弄堂生活的细节让读者手不释卷。他在书中的体育活动记录，我全部经历过；由此也深深地感受到1973到1993即五十年前到三十年前的市民家庭收入之拮据，以及青少年特有的乐观主义情绪。关于如今被誉为国球的乒乓球，庄大伟就这样原原本本地记载：“1961年我10岁那年，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举办的世界大赛。在这届比赛中，我国运动员一举夺得包括男子团体冠军在内的3项世界冠军。容国团、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张燮林、丘钟惠、韩玉珍等中国运动员的名字，一下子家喻户晓。搿辰光，同学们都以会打乒乓为荣，几乎每个学生仔书包里侪有一块乒乓板，打乒乓成了大家课余时间最快乐的活动”。校外是如何普及的呢？庄大伟这样描述：“有同学从家里搬出汏衣裳板，在空地上两只凳子一搭，打起了乒乓球。也有的同学干脆在家里的吃饭台子上打球。后来有同学发现还有一个打球的好去处——小菜场”。他的这些记忆，我都经历过。

更为有趣的是，他接着描述：“后来阿拉发现，在菜摊上打球打得多了，再回到正规的乒乓桌上打，常常会有一种如入无人之境的感觉。因为不规则的线路能提高我们接球的判断能力，哈！晓得伐？当年从巨鹿路小学走出来的国家队员，也都有过像我们一样在菜场打球的经历“。不过现在看来这是市民家庭收入低微时代的运动场景；无法称之为体育消费。如今上海的乒乓球运动消费，是上海家庭毫不犹豫的全天候选择；从运动服、器材到场地、校园赛事、社区赛事和教练、培训课程，都出现了一条龙式的服务型消费支撑。如每年各个季度都会有民间乒乓球俱乐部自行组织比赛，或单位、或社区或学校组队参赛。甚至富裕了的民间机构及个人往往还直接出资设立赛事奖金，我就为一家民间球队颁发过三万元冠军奖。

关于当年的足球运动，庄大伟是这样记录的：“我的小学广灵路小学是当年的足球特色学校，有点名气的。进了校队的小足球队员们，一个个都神抖抖的。进校队踢球，曾经是我的向往”。但是，“放学以后，学校里的足球场常常畀校队‘霸占’，他们天天在那里练球，因为他们三日两头要参加各种足球赛。负责校队的大块头体育老师‘包庇’他们，常常赶鸭子一样赶我们走，虽然嘴里连声说‘对不起’……学校里捞不到球踢，只好转战到新村的空地上去踢。两只书包往地上一扔，当球门。大家轧勒一道，照样盘球，传球，射门。当然搿辰光踢碎人家玻璃窗，把人家晒的被子踢上黑印子，或者足球勿当心踢到马路上被汽车轮盘轧爆的事体，也是经常发生的。球被汽车轮盘轧爆脱，算是足球拥有者倒霉”。庄大伟还告知因为当年球鞋消耗过快、实在舍不得，于是大部分时光都是光脚踢球。而这些细节，我同样也都遇到过。

如今上海各大校园的足球训练和校园系列比赛，已经具备了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和旅游业的情况非常相似的是，上海校园球队和比赛规模的峰值出现在2019年度。记录是：参赛队伍为230支，参赛队员为3594人；而且通过连年增长的参赛球队和队员可以看到，上海校园足球联赛在疫情前已经走上了正轨，政府部门、足球特色运动学校和小球员家庭都愿意为足球消费买单。如笔者在调研中获知：地处杨浦区的上海五角场小学从1979年起成立校队，历史上曾培养过王赟、姚立君这些上海滩知名的球员。而作为一所全国性的足球特色学校，他们从2016年起每年都能获得来自杨浦区教育局和体育局10万元的拨款。学校对于球队每年也有一笔3到5万的津贴作为支持。这样，每年就会有15万左右用于球队的运作，其中包括购买各项装备和训练器材，以及支付球队在外地和国外集训比赛所产生的费用。

中学阶段的足球运动投入就更多了，如像闵行三中这样的完全中学而言，每年闵行区教育局和体育局会给予学校大约30万左右的津费支持，同样也用于购买足球方面的装备和器材，以及支付外出比赛的费用。同时，作为一所每年被选出的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教育局还会另外补贴3万元作为绩效奖励，这部分津费被用作教练的训练补贴，以及作为对其他支持学校足球的相关人员、如年级组长、班主任和分管领导的奖励。这都是几十年前不可比拟的！

我当然希望经过今年的恢复、尤其是暑期的各类校级比赛、社区运动会，到明年上海的群众性足球、青少年足球热潮能够超过2019年的峰值水平线，并赋能体育消费。不过，在体育消费方面兄弟省市亦有特色值得上海借鉴；特别是贵州村超对体育消费的带动！在调研中我了解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因为举行村超赛事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前往观赛游玩，带动了当地旅游、餐饮、住宿、文创、农特产品等行业的经济消费景气。据榕江县政府统计，“村超”举办的今年头一个月即5月，榕江县接待游客107.37万人次，同比增长39.73%，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2.41亿元，同比增长52.08%。如今暑期已经开启，村超赛事及周边旅游景点继续吸引着外地游客；如上海、杭州等地就纷纷组织亲子游前往当地观赛。

说到这些鲜活、生动的社会性体育案例时，庄大伟告诉我：他如今深受触动的是2020年11月4日，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纲要》。因为这个纲要提出：到2025年，上海体育要实现全领域、全方位的高质量发展，同时市民参与体育的获得感、幸福感大幅提升。上海未来的目标则是——全面建成全球著名体育城市，而且市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世界领先。在交流中：我对这一战略目标当然充满信心，并且认为这将直接形成体育消费新枢纽！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产生其中！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