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体育和休闲，被用来应对 “文明化进程”的过度压抑

数字时代的竞技体育，有什么变化没有？对一个足球迷来讲，没变化，无非就是收看转播的方式更多了，可用的工具更便携了。而“去现场”，或是去有大屏幕直播的酒吧，和众人在一起大呼小叫，依然是最优的看球方式。

其他的体育比赛呢？想来似乎也一样。爱看掷铁饼的，爱看跑步的，爱看游泳的，在看的时候，观众都会有一种属于一个整体的感觉。你喜欢和推崇的选手，你知道同时有许多人都在喜欢和推崇，希望看到他/她赢下比赛；而足球，它不仅是第一球类，而且是体育中的第一运动，就因为一支球队并非仅仅代表一群球员自己，而是代表了一整个群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所学校，一群为这支球队念念在心的球迷，诸如此类。

这个群体的利益，被认为大于所有球员利益的总和。最狂热的球迷，以及不狂热的普通支持者，还有更广大的“被代表者”（比如一个人根本不看足球，但在得知自己国家球队输球的消息时可能也会叹口气），脑中一旦有了“本方/对方”“我们/他们”的概念，就会觉得自己是归属于某个群体的个体。诺贝特·埃利亚斯在他的书中写道：我研究足球，我以足球为例，但我的研究方法适用于所有体育运动。

诺贝特·埃利亚斯，把他称为“20世纪社会学泰斗”，应该没有什么争议。他这本书《追寻兴奋》的合写者——莱斯特大学的埃里克·邓宁教授，作为他的头号拥趸，更是把埃利亚斯称为“社会学家里的哥白尼”，意思是他如同天文学里的哥白尼，改变了社会学的根本眼光和研究方法。埃利亚斯生于1897年的德国，受了很好的教育。德国从俾斯麦时代以来，就是欧洲顶尖的社会科学重镇，尤其出了多位社会学大家——西美尔、马克斯·韦伯、卡尔·曼海姆，无不是著作等身、影响广泛；然而，德国同时也出了希特勒和纳粹党，而埃利亚斯，很不幸，是个犹太人。

他离开得很及时：1933年纳粹党刚刚上台，他就先去了法国，后来到英国。流亡的经历很坎坷，特别是，当1940年英国和德国开战时，埃利亚斯还被送进了一个关德国人的拘留营里住了一阵。一个流亡过来避难的犹太人，却被当作德国人而遭到怀疑，这种事听来荒谬，但在战时可太正常了，例如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也大举监禁国内的日本人，把他们视为可疑分子。

切身的体验加强了一位学者的思考深度。埃利亚斯的社会学理论里，“容纳”和“排斥”是一对至关重要的概念，而这对概念，又和他关于“个体/社会”“归属/疏离”的思考密切相关。谁都知道，社会是由人类个体组成的，但人和其他事物不同：我们会把一群羊看作所有羊的总和，会把一杯水看作一滴滴水的总和；可是个体人组成的社会，仍是一个“个体的社会”，个体在其中有自己的诉求，自己的爱憎和意愿。

埃利亚斯说：个体在进入社会时，保持着脱离的倾向，社会在容纳个体时，也保持着排斥的倾向。这就是人的特别之处。而羊群呢？即便真有彼此的倾轧，有小团体和疏离，也仍被视为一群羊——“被视为”是关键，他在1933年离开德国，在1940年遭羁押于英国，都亲身体会到“被视为”这三个字的厉害。在你被归属的那个群体之外，并没有人真的在乎你自己是否承认这一归属，并没有人真的在乎你的“个体性”。假如羊群的内部有一位埃利亚斯，它一定更加感到“被视为”的焦虑。

1939年，埃利亚斯写出一篇重要的论文，题为“个体的社会”，此文和他后来写的另两篇同主题文章一起，合为《个体的社会》一书。他在文中提出：“人们之间共同相处，这个秩序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同一年，他在英国也写出了花费三年心血的大作《文明的进程》，其中多少回答了上述问题。埃利亚斯讲，秩序的形成，有赖于个体一点点学习约束自己，尤其是克制个人的情绪，更多容忍，更多接纳其他人与自己的不同。当约束内化，成为一种习惯时，秩序就一点点建立，社会即走向“文明化”。

这只是很笼统的概括，深究起来要复杂得多。但这里的关键在于，把社会结构—规范—秩序和情感克制联系在了一起。《个体的社会》里有一段很有点诗意的话，可以说明这一联系：

“我们不妨想想那涌动在某条大都市的马路上的人流：大多数人互不认识。他们之间几乎互不相干。大家杂乱地你拥我挤，各自都有自己的目标和计划。他们来来去去，全都出于各自的需要。那么，他们还是某个整体的部分吗？”

他继续讲，尽管单个人有全部的行动自由，可是混乱涌动的人流里，有一个秩序在发生作用，这个秩序是隐蔽的，无法用感官直接捕捉到的，“他坐在自己的桌边进餐，躺在自己床上睡觉，就连那些食不果腹者，那些无家可归者，都同样是这个隐蔽秩序的产物和组成部分，这个隐蔽的秩序，为这种混乱不堪的情形提供了基础”。

秩序意味着社会关联，秩序的存在，前提是社会成员为了接受社会关联，而克制自己的情感。吃饭、睡觉、流浪乞讨，貌似人人自主，实则人人自我克制。二战结束后，埃利亚斯长期没有找到固定教职，但继续在他所生活的地方观察。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使他越来越注意到，随着社会分工的复杂化，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在社会中谋得立足之地，都必须过有条不紊、按部就班的日子，对情感的抑制更加内化。如果缺乏缓解，人们一定会在愈来愈强的单调感中，陷入情感呆滞。一个社会貌似趋于稳定，但其中个体的疏离感、脱离的欲望，都会增强并煎熬他们的内心。

个体该怎么办？埃利亚斯的注意力涌向了一个议题：休闲。

1954年，57岁的埃利亚斯好不容易在莱斯特大学获得了一份长期教职。他很缓慢地积累了一些支持者，他们都认为，埃利亚斯受到了不公正的忽略，他的生活和学术历程，就是他所研究的“个体/社会”“容纳/排斥”“归属/疏离”主题的最佳示例，他疏离于主流学界的视野之外，只有很少数人愿意成为他的门徒。

然而，在莱斯特，当埃利亚斯开始着手休闲方面的研究，并深入“体育社会学”之中，他就清醒地指出，这种研究需要“一定程度的疏离”，需要将视野扩大到体育教育、体育文化之外，而把“社会关联”作为核心关怀。例如他说，和其他的休闲方式例如艺术不同，体育运动的设计需要处理一个中心难题：

“一方面，要完全唤起一种令人愉悦的兴奋，对人类感受进行‘去控制化’，另一方面，要‘维持一套检查’，以确保这种愉快的‘去控制的（de-controlled）’的情感仍然处于控制之下。”

这就是对社会和个体之间因体育形成的张力关系的一种精确观察。书中还有众多的论说，似乎是埃利亚斯给他的“文明的进程”理论找到的一种“落地”：他分析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分析英格兰17~18世纪的贵族猎狐，它们相对于现代体育而言，构成了遥远的起源或是不太遥远的预演。但他又对“文明（化）”一词做了厘清。他告诉读者，若以今日的标准来衡量，昔日的竞技体育绝对是“野蛮”的，可是在以往的社会里，人们本不需要像在今天民主化程度较高的社会里那样，从儿童时期起就学着把自我约束、克制情感的要求内化在心。

埃里克·邓宁服膺“文明的进程”，于是与埃利亚斯协作，完成了相关的论文并集成了此书。它在1986年发表，加上《文明的进程》的英译本出版，年近九旬的埃利亚斯，才算真正确立了自己社会学大宗师的地位。荣誉都姗姗来迟，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作为一个长期“疏离”的个体，他无法决定自己“被视为”什么样的人。长期的寂寞是必要的，所需的就是韧性。

《追寻兴奋：文明化过程中的体育与休闲》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英]埃里克·邓宁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