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中国贸易面临挑战
尽管当前中国的贸易形势较为严峻,但中国的贸易显示出了强大的韧性。站在全球视角,这也体现出我国一定的比较优势。然而,挑战依旧是挑战,形势依旧严峻。在此背景下,坚持战略定力是正确的选择,这种定力源于对中国贸易具体结构形势的客观分析。
作为一个开放型大国,过去我们有多么受益于全球化,现在就会多么受制于全球化的裂变。众所周知,全球化,无论在经济或是地缘政治层面,已经从过去顺风顺水的模式转变为现在的风高浪急的模式,因此,中国贸易面临挑战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在此,我想结合我近期的研究,从学术角度对当前面临挑战的中国贸易提出两点建议。
面对当前严峻的形势,我们要从自身着手应对外部的挑战。第一,从宏观着眼,坚持做长期正确的事。长期正确的事是进一步推进“以我为主,亲诚惠荣”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特别是“一带一路”、RCEP的进展。在过去十年里,“一带一路”倡议久久为功,为地区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中国贸易增长提供了一种新的增长极,这是第一个政策建议。第二,从微观着手,细致地去做顺势而为的事情。虽然从2023年以来,宏观经济表现明显承压,但是通过我们对一些微观贸易企业做的一系列调研,我们发现中国贸易企业有着极强的韧性和超前的视角,他们并未被困境打倒,而是在思考如何应对全球复杂的局面,从自身的角度找到突破。值得高兴的是,一些企业已经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正在利用数字经济的突破和发展寻找新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方向。
二、从宏观着手,长期坚持“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对中国贸易增长的贡献巨大,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十年,在过去十年中,“一带一路”是否已经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区域经济的变化,以及全球化的推进做出了从数量角度上的积极贡献呢?我们就此问题进行了一些学术研究。
从理论上讲,“一带一路”显著地推动了沿线国家基建质量的增长。中国在基建上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做法和微观实力,这些实力能够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效提升基建质量,这种质量的提升可以从四个维度提振整个区域贸易的开展。一是基建服务自由化和便捷化能够直接和间接地降低贸易活动中的信息成本;二是基建的完善会显著节省物流时间的成本;三是基建质量的提升可以降低货物及贸易运输过程中额外发生风险的可能性;四是基建便利化将增强贸易国之间经济联动性和紧密性。
从这个理论的角度出发,我们开展了一些实证研究,产生的结论是非常积极的。在过去十年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基建综合质量增长了2.5个百分点,这是国际组织相关的统计数据。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经济贸易增长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2.5个百分点基建质量的提升带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双边贸易成本下降了0.55个百分点,提升了沿线内的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GDP增速分别达到0.50、0.41、0.61个百分点左右。从短期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成效可能难以觉察。但如果我们从长远的角度出发,从严谨、全面的学术研究中,我们会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确实在悄无声息地改变整个沿线地区的经济生态,同时也优化了整个区域内贸易进行的基础条件,明显地带来了全局性的增长效应。对于中国而言,这也产生了非常强的提振效应。“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我们一块稳定的压舱石。我相信,这也是十年间久久为功的结果。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许多人认为其可能会导致相关的债务陷阱。然而,根据我们进行的学术研究和基础检验,我们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并未带来这样的问题。相反,它实际上提振了“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偿债能力,并对整个区域内的风险化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因此,我们的第一个建议是,必须长期坚持“一带一路”倡议,这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从微观着手,全面拥抱数字经济
1、当前贸易企业面临的问题
我们对许多贸易企业进行了深入的调研,询问了他们当前的状况以及他们遇到的问题。他们反映的问题十分贴近实际,主要聚焦在以下四个维度:
1)供应链成本上升
部分企业反映,疫情后运费价格上涨了5至10倍,导致企业整体盈利能力下降。目前,内需复苏力度较弱,难以弥补盈利空缺,使很多出口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现金流枯竭的风险。
2)全球合规性风险上升
这是由于地缘政治变动,尤其在高技术领域,美国和欧元区对进口产品专利权的审查变得更为细致。特别是专利搜索和专利分析两个环节已经引入了人工智能技术,给企业管理合规性风险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3)供应链管理风险上升
由于市场需求在经济周期波动中出现不可预期的变化,库存的变化会对企业成本带来影响。尤其是近几年,包括疫情和疫情后的影响,许多出口商感受到产品运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增多,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成本压力。
4)融资难的问题
对出口企业来说,融资难一直是一项长期的挑战。但我们调研的这些企业普遍反映,在融资维度与前面提到的这些挑战相比,他们可以找到更多的办法来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
所以,当全球化进入到风高浪急的阶段后,出口企业确实面临着更多的新风险和成本,这对我国的出口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
2、出口企业自身也在寻求变革
我们非常欣喜地发现,这些企业都在自己寻求变革。尽管我们知道稳增长是宏观政策发力的方向,但稳增长的一部分力量来自于民营企业自身的智慧应对。民营企业是中国出口的基本盘。从长远来看,这些企业正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方面做出更多的尝试。例如,他们利用区块链服务帮助下游客户跟踪产品的整个供应链。我们调研的一家水果出口商就使用区块链技术记录柑橘和葡萄柚从采摘到出口的全部过程,确保所有贸易环节都是安全、可持续且可追溯的。这样,买家就能更好地验证产品的来源和质量。在后疫情时代,所有人都更加关注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这对这种产品的出口起着积极的作用,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好的产品透明度。
此外,我们的调查发现,一些企业开始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提高产品创建的便利性。我们调研的一家家具出口商表示,在大规模订单到达前,他们利用生成式AI创建产品的虚拟样本和模型,并利用3D打印技术让买家在购买前预览产品。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物流成本,同时也能减少因样品不符合预期而导致的退货。这些都是微观层面出口企业的努力——拥抱数字经济的大潮流。
数字经济对中国贸易的赋能可以在制度层面进行更深一步的改进。欧美的一些经济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学术研究表明,落后且低效的制度支持将提高贸易商的进出口成本。我们的相关统计和实证研究显示:当出口国制度质量提升一个单位时,双边贸易额将增加1.1个百分点;当进口国制度质量提升一个单位时,双边贸易额将提升0.5个百分点。这种制度支持包括:政策便利和支持力度、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性、法制层面产权保护力度、司法完善情况和社会治安、服务便利性、通关支持、交通便利、支付便利和英语普及等各个层面。这些方面都可以从数字化角度得到进一步的支持。
中国的数字化服务建设程度已经相当高,但是坦白来说,境内外客户的体验并不完全一致。在入境签证审批、银行卡支付、国内生活软件应用、私人交通出行等方面,来中国的很多境外贸易伙伴可能会感到不便。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数字化来改善制度性支持的状况,使贸易的进行更为便利。近期我们已经观察到,许多互联网平台在微观层面做出了尝试。我们坚信,这些变化对我们整体制度环境的优化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因此,我个人认为,要走出过去的瓶颈,应对现在的挑战,最好的方向仍然是全身心地投入未来。数字经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共同的未来。在这两个维度上,中国的贸易可以做出两项重要的工作,这也是我们今天从学术角度提出的建议。一是长期来看做正确的事情,长期坚持“一带一路”倡议。二是从微观角度看,全面拥抱数字经济,让数字经济从微观和制度建设两个维度去赋能中国的贸易。
(程实为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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