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债务通缩还是资产负债表衰退,都是经济运行的“果”而非“因”。要走出这一典型的“日本病”,与其一直盯着日本的“恶果”,不如转向美国的“善因”,看它在次贷危机和新冠疫情危机后,是如何走出经济低迷和股市熊市困境的。
其中,最根本的因或者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就是一直保持资本市场的活跃度,坚持英美法系下的有限责任破产制度与直接融资体系,坚持发展吸收就业能力最强的第三产业服务业,即使复兴制造业也是坚持制造业服务化。同时,在纾困政策上,直接给私人部门发钱,这样的做法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既迅速修复了坍塌的需求,又迅速改善了受损的资产负债表。
固然,这种直升机直接给个人撒钱的方式,造成了消费品市场的大型通胀,但是我们发现美国的通胀也带来了就业和公司利润的改善,菲利普斯曲线是陡峭的,意味着货币政策也是有效的。同时,由于资本市场一直处于“牛市”,对创新进行了高度奖励,因此继续引领了新一波以AI为主线的数字革命浪潮。这意味着美国在高通胀的同时,也有巨大的科技进步和生产率提高。这甚至符合我们一直谈的“高质量发展”。
诚然,美国的债务和赤字问题缠身,但是现代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带病生存”,最终形成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群体免疫”。风险清零的理念固然伦理正确,但结果就是带来更大的风险(发展停滞和倒退)。什么样的经济和产业结构最容易对风险群体免疫?诸多研究表明:政治上分布式治理,经济上市场化运转,金融上以资本市场为主。这样的体系的特征是小波动经常有,但一般不发生大危机,即使发生了大危机,也能最快实现复苏。
日本虽然是发达经济体,但是在市场经济的主体构成上,一直有大企业病,资产负债表衰退中出现了大量的僵尸企业,经济僵化明显。尤其是在金融结构上,以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体系为主,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真正的投行文化一直建立不起来。而商业银行对不动产信用高度依赖,这就形成了以不动产为主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因此,一旦不动产价格崩溃,资产负债表也就随之崩溃。而日本又缺乏英美法系下灵活的破产制度和文化,导致整个国家几十年陷入长期的通缩陷阱中走不出来。
最近几年,由于中国也出现了资产负债表困境,业界掀起了一股研究日本的热潮。大部分研究者认为,中国面临着与日本三十多年前一样的困境:房地产不振、人口老龄化、债务缠身、缩表去杠杆等。因此,结局很可能也大抵相似:资产负债表衰退引发的长期通缩。
历史不会简单重演,一个国家的历史更不会完全在另一个国家重演。但是会有相同的节奏。判断中国会不会染上日本病的恶果,就要看有没有种下日本当年一样的因。客观来说,很多地方与日本高度相似,比如同样是处于制造业周期的后工业时代,同样处于房地产周期的末端,金融体系同样以商业银行为主,同样有大批僵化的有大企业病的大企业,同样与美国发生了贸易摩擦......
但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不足的地方是:相对日本而言国家治理和政治现代化还在转型过程中,现代社会保障体系还在完善过程中,尚未步入发达经济体行列,对外投资能力不足,缺乏诸多顶流跨国企业,法律保障、社会文化和精神信仰相对不够自由和独立,金融体系市场化不够,利率汇率基本不是自由浮动的,地方债务的风险比较集中......等等。
比当年日本好的地方是,中国是个大国,具有超级规模效应,能源粮食等相对来说能自给自足,工业门类最为齐全,基础设施条件今非昔比,虽然人口也在快速老化,但依然有充足的劳动力储备,赶上了新一轮数字化浪潮,技术创新的逻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等等。
实际上,从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形势来看,很多问题已经发生了。然而好处是,中国有庞大的统一大市场和发达的基础设施条件,而且能自主的从日本的前车之鉴中吸取教训,完全有可能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走出日本病的困境。
这一切不仅取决于能否真正吸取日本病的教训,更重要的是看能否快速吸收美国的成功经验——快速建立起一个韧性足、反脆弱能力强、能实现风险免疫的现代经济:
当然,美国经验也不能照搬,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况且中国式现代化,更应该以人民为中心,各项政策应该做到人民至上。但是中国的地区间、城乡间、行业间差异非常大,因此平衡起来也非常困难。比如通过激活资本市场实现财富效应刺激消费,中国还有很多人并没有能力进入资本市场,这与美国大量的养老金、共同基金是股市主力不一样。因此,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平衡,既要吸取日本的教训,又要借鉴美国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应对当前的各种压力和困境。
(赵建为西京研究院院长)
担忧美国财政状况,年末交棒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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