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实”中国经济，提升“中国制造”主导——全球价值链增长极效应发挥|把脉中国经济

于2023年10月30日至31日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习近平经济思想美、实、效、协、共的鲜明特征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风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有力支撑。此次会议进一步明确：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一系列指导思想充分明确我国在面对仅一年半就加息11次的美联储，在其将联邦基金利率从0上调至5.25%左右时，我国坚定以降息至1.55%回应，充分说明做“实”中国经济使中国金融市场面对美国加息依然采取积极货币政策促进经济进一步企稳回升的重要基石作用。面对欧盟通胀、加息、出口萎缩，欧盟现行的金融政策也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强烈的负面冲击，而中国央行先后实施两次降准两次降息的稳健货币政策，通过更好释放货币池子里的资金来给我国科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助力。中国建设金融强国的一系列举措进一步说明：做“实”中国经济，提升“中国制造”主导全球价值链增长极效应成为助力中国经济摆脱欧美经济下行压力对中国经济负向联动效应的压舱石和稳定器。

一、坚持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心骨的中国经济总基调，助力中国经济避免走欧美“制造业回流”老路。

中国是目前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共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习近平经济思想反复强调“实体经济是大国的根基”“经济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脱实向虚”就是指引中国经济坚持走先进制造业为主心骨的工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1967）第一次揭示服务业的“成本病”问题，并于1985年与Blackman和Wolff合作采用定量比较方法进一步从数据上验证了服务业生产效率低于制造业、农业实体产业的“成本病”问题是真实存在的。而伴随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革命，都是制造业历史性的技术创新引起的。这些经典的研究成果和鲜活的人类历史发展印迹都充分表明制造业规模效应之大，不仅远超农业因为恩格尔系数限制农产品相对品种少、弹性差距不大的规模效应边界，同时更是远超服务业产品因为异质性特征而只能标准化生产的低生产效率，进一步凸显出制造业高创新、高生产率独有特征所在。而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过度发展金融业并背离制造业发展的畸形经济增长模式，以及金融传导机制对欧洲经济产生了很大的下行压力。虽然2008年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纷纷“制造业回流”，但无法避免欧美外迁制造业带来的产业链分化、国内经济脆弱性增强以及国际制造中心的转移。这些损失仅靠“制造业回流”是无法弥补的。因此，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一定要做“实”中国经济，避免走欧美老路。

二、中国制造主导全球价值链有利于制造业服务化提升中国制造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进入“十四五”时期的“中国制造”因为人均GDP上升无法避免有部分低端制造业向越南、泰国等劳动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转移；而高端制造业又不得不面对欧美“制造业回流”，中国推进新型工业现代化，建设制造强国时不我待。因此，破解“中国制造”被欧美发达国家低端锁定的国际压力迫在眉睫。要解决“卡脖子”问题，其关键在于“中国制造”要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而欧美等发达国家着力要“制造业回流”更是充分利用其掌握的生产性服务业牢牢抢占全球价值链高端。也就是说，一定程度上说，中国要攀升欧美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可能性非常小，而且经济阻力非常大。因此，“中国制造”主导全球价值链的构建就成为做“实”中国经济，破解欧美经济低迷、减少进口“中国制造”从而影响中国经济复苏的突破口，是拉动“中国经济”新形势下增长极的核心动力。而制造业服务化可以很好融合传统制造业和知识密集、人力资本密集生产性服务提供的中间品，从而大幅提升做“实”中国经济，激发“中国制造”主导全球价值链增长极的内生动力，助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三、 数字经济通过发挥交易成本下降，生产效率提升以及绿色能源利用率上升的内生作用机制，可以有效破解一直困扰欧美服务经济的“成本病”问题。

华为作为全球5G首发，于2023年9月又推出5.5G的科技创新成果，再次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加快推动“十四五”时期科技创新步伐中取得的新成果、新业绩。而5G、5.5G技术所带来的大数据、云计算、数字孪生等创新应用已经从根本上大幅减少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以及能源绿色利用率，可以通过充分将数字技术与金融、保险、批发零售、交通运输、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以及会计、咨询、法律等专业服务相融合而减少时间、空间距离，增加跨境消费服务贸易几率，从而减少商业存在、境外消费以及自然人流动可能，非常有利于将更多中小服务贸易供应商融合到全球服务贸易交易平台上来，同时也利用全球更多服务贸易产品消费品更容易借助数字平台购买到全球服务商品，从而增加服务业产品品种以及服务业消费群体，大幅提升竞争、双边平台聚集效应下的服务业生产效率提升，对破解服务业“成本病”意义重大。

四、 “双碳”目标提供了绿色能源利用率提升的绿色经济发展机遇期，要结合好数字经济和“双碳”目标推进下的绿色经济两篇大文章，协同推进。

2020年9月习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向世界提出“双碳”目标已经为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按下了快进键。而这一快进键已经在现实中发挥出了强大的绿色经济转型动力。2022年我国清洁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就已经达到49.6%，发电量达到36.2%，这是中国向世界交出的答卷，而且这一答卷必将越来越好。由此，中国境内银行纷纷推出绿色金融、绿色保险、绿色信贷、绿色交通等绿色生产性服务产品，并有效与传统制造融合，形成绿色制造，为我国抢占全球绿色制造价值链制高点提供了可能和保障。

因此，做“实”中国经济，提升“中国制造”主导全球价值链增长极效应，要发挥好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这两大抓手核心作用，其意义重大。

【1】摘自2023年10月30－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2】摘自«习近平同志推动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发展的探索与实践»，新华社，2018年6月

【3】摘自«习近平在宁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年

【4】William J. Baumol，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7, No. 3, pp.415-426

（杨玲为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