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化、服务业消费，是促进内需的两个好办法|把脉中国经济

（本文作者刘远举，秦朔朋友圈撰稿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 本文首发于一财号

“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2022年12月中央明确提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必须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使社会再生产实现良性循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提升国内需求，扩大国内消费。

一、大城

关于城市发展，有一个著名的ZIPF（齐普夫）法则。该法则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城市人口与其城市大小排名之间存在简单的相关关系。一个国家最大城市的人口数量为第二大城市人口数量的两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数量的三倍，以此类推，为第N大城市人口数量的N倍。

简单地说，人口向大城市聚集，是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

韩国首都圈（包含首尔、仁川、京畿道）面积11826平方公里，是上海的一倍，占国土面积的11.8%，人口超2600万，占韩国总人口的50.2%。东京都占有全日本人口的10%，至于东京都市圈13400平方公里，人口高达3600万，每三个日本人就有一个生活在东京圈的狭小范围内。美国人口3亿，纽约大都会区人口为2157万，占到美国人口7.3%。

根据全国主要城市的2020年统计公报，公布了202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26个城市中，有8个城市人口开始下降。中国已经出现城市间的人口迁移。但即便考虑到中国面积大，有多个中心，这些中心的人口仍然不够密。

上海外环内的面积大约664平方公里，算上海的核心区域，人口1140万，人口密度1.71万/平方公里。东京最核心区域，面积大约600平方公里，与上海外环内的面积比较接近，这两个区域的人口密度，也是接近的。上海外环内的人口密度虽然高于纽约、巴黎和伦敦，但与东京差不多，所以，上海人口密度不算低，但也不算太高。

如果不仅指核心区域，而是指整个行政区，又是一番景象。上海总面积6340.5平方公里，人口2500万，占中国人口总量的1.8%。可见，这个比例远不及其他国家的大城市。

2022年，上海常住人口为2489.43万，考虑到人口是动态的，实际上上海人口从春节时的1800万到最多的3000万之间，其中户籍人口1457万。为了提振经济，上海可以进一步放宽落户，使户籍人口达到2000万，动态人口增加到3000万。

更大的城市，有更大的经济活动。

2021年，上海市人均GDP为173630元/人，新增500万户籍人口，会带动上海的消费、创新、房地产、教育等等行业，对上海的经济会形成一个长期的利好。如果每个人带来20万的经济活动，上海会增加8500亿GDP。上海GDP高于其他地方，所以，这并不仅仅是蛋糕的转移，而是做大蛋糕。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提升国内需求，以促进国内大循环成为主体。对于中国来说，收入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城乡问题，城市规模效应所能提供的机会与溢价，很大程度上能帮助提高收入，与此同时，也增加消费，从而促进中国内部的经济循环。在城市溢价效应中，小城市比农村强，大城市比小城市强。就像最近上海围绕万圣节的那些活动、消费，小城市是不可能有的。

人流向更小规模的城市，不管是产出还是消费都会降低，双循环中的内循环会受到抑制，这就会损失经济增长。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化政策，也必然应从之前的城镇化，转向都市圈，最终，过渡到更集中、规模效应更强的城市化、大城市化。

中心城市的经济集中度，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创新能力，息息相关。人口集中了才有更多的创意，更多的商业活动，互联网的发达，并不能替代面对面的交流。

2000年，上海人口为1608万，2005年为1778万，2010年为2220万。上海2014年常住人口为2425万，2015年下降为2415万，到2020年缓慢增长为2487万。进入大城市越来越难。常住人口只是居住概念，至于买房定居下来的，由于不断上涨的房价，则更难。

所有的经济刺激措施，其实无非是提供预期、希望。大城能减缓社会矛盾，带来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归根到底，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欲望，是可以达成的开支。

二、大力促进服务业消费

当下，各种刺激消费的政策频出，但有意无意间，这些政策都更多地指向了实体消费，甚至是刺激大宗实体消费。但实体消费，在当下居民的需求结构中，其实仅占一部分，也是有限的。

土地是生产财富的要素，其实也是消费的要素。一个家庭的居住面积小了，想消费也没地方。想要个健身器、体感游戏机、VR头盔、跑步机；想要很多双鞋；想给孩子买个电动小车；想要一个烤炉、一个蒸箱，想要很多厨房小电器。这些消费，别说展开来用，很多时候家里放都放不下。用不了、放不下，自然消费就下去了。

一般老百姓从电视、电影中看到的普通美国中产家庭，各种物品非常丰富，消费意愿强，其最基础的条件，就是有一个大房子。面积够了，消费自然就大。一个人买回家，拿回家的实体物体，比如，电视、汽车、手机、玩具、家具、化妆品的等等，是对制造业的直接消费。实际，一个家庭除了食物，每天都往家里搬东西，是不可能的。一个有限的家，装不下无限的实物消费。

但是，消费者在家门外的消费，却是无限的。而消费者在家门外的所有消费，都是需要先消费在服务业，然后才能促进服务业对制造业的需求。

去餐馆吃饭，餐饮业会衍生出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电器设备、装修等等实体需求。去看一场电影、会衍生出摄像机、投影机、荧幕、装修，灯光等等实体需求。去一趟公园，会衍生出大型游乐设备、健身器材、监控、建筑实体需求。去一趟美容院，会衍生出药品、护肤品、躺椅、电器设备等实体需求。

其实，就连买回家中的物品，仍然是对服务业的需求衍生出来的需求。人们买一个手机、一台电视，不是因为手机和电视本身，购买高科技的头戴式AR、MR头盔、柔性显示产品，也不是为了产品本身，而是为了发社交媒体、购物、打游戏、看电影。这些需求都是对服务业的需求。

所以，只有促进对服务业的消费，推动服务业的发展，才能最终推动制造业的发展。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比例，是有客观经济规律的。政策性的，比如通过不同的信贷政策，补贴政策，抑制服务业，推高制造业，最终就会减弱对制造业的需求。

其次，服务业的特征之一，就是能容纳大量就业，然后就业带动需求。当服务业的发展被抑制，就业下降，整个经济就会受到影响。服务业越发达，就业就越充分，消费自然也就越高。

与之相反的，制造业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减少人力的过程，就是在减少就业岗位。不管是AI+自动化，替代人力，降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成本，更低成本地生产鞋子、袜子，衬衫，还是高端制造业制造交换机、手机。在数字化赋能之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岗位越来越少。所以，发展实体经济，本身就暗含减少工作岗位，这就需要服务业去承接。

所以，服务业既可以产生对制造业的需求，也可以产生收入来完成这种需求。最终，发达的服务业才有发达的制造业。不管是工业互联网还是消费互联网，对于当下的促进消费、复苏经济，都同样重要。

 

（刘远举为秦朔朋友圈撰稿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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