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刺激消费应该层次多样

扩大消费需求是疫情后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尤其面对特朗普二次上台后逆全球化操作，对美国贸易伙伴施加重关税，使得中国等贸易顺差国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特别迫切。

经济理论认为，消费需求既包括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来自基本需要和人类需求层次演进，这部分和收入关系不大；也包括消费者消费能力，这部分对收入、财富、时间贴现、偏好等依赖较大，也和能否在金融市场获得消费信贷平滑收入有关。只有区别看待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才能制定针对性扩大内需政策，即研究消费欲望饱和点，差异化对待消费能力。

消费欲望的“非满足性”与饱和点

消费欲望就是消费带给消费者的效用，微观经济学对消费效用和消费能力分开研究。不考虑收入约束的情况下消费最大化特点一是“非饱和性”，即消费者对所有正常物品总是喜欢多一点比少一点好，“不满足原则”，即消费者的欲望永远得不到完全的满足。二是消费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边际效用为零则实现了消费效用最大化，此时一些必需品消费到一定数量会出现“饱和”或者“稳定”，不再增加。考虑了收入、流动性约束的消费则是消费能力，也是扩大消费的重点。

由于不同消费品差异较大，笔者把消费品分为食品、耐用品和服务三类。

食品消费的“饱和点”首先体现在恩格尔系数，2015年到2024年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稳定在28到30较小范围。如果对消费采取人均数量指标，而不是价值指标，更容易显示消费饱和点。统计显示，中国城市居民每年人均粮食消费量2013~2024年12年间稳定在109~125公斤，2021年开始下降，2024年为108.5公斤。食用油稳定在9.2~11公斤，蔬菜稳定在103~114公斤。肉类价格波动大，消费量在28.4~39.6公斤之间。

不同耐用品消费“饱和点”出现时间不同。“耐用品”和食品产生的效用不同，其一次购买持续产生效用。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彩色电视机拥有量（台）在2010年出现137台的最高点（全国居民最高点是2021年120.8台），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洗衣机拥有量（台）和计算机拥有量（台）在2012年抵达“饱和点”，分别是98.02、87.03。（全国居民洗衣机在2019年后缓慢增长，电脑2017年达到高点）。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摩托车拥有量（辆）在2014年达到“饱和点”（全国数据同步）。

一些产品在达到“饱和点”之后，因为相关行业如房地产发展、居民家庭更加小型化等又引致了新增长，如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电冰箱（柜）拥有量（台）和空调拥有量（台）在2013年出现下滑但是很快又出现增长（全国数据一致）。

因为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等原因，一些产品饱和点远未出现，如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排油烟机拥有量（台）、移动电话拥有量（部）、家用汽车拥有量（辆）都还在稳定增长。全国移动电话在2022年下降。

由于统计原因，服务性消费无法用如食品、耐用品的“消费量”来测度，只能用消费支出。排除疫情几年的影响，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比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比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比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等都呈现持续增长过程。而且农村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远远低于城镇居民水平。

因此，从消费品饱和性研究消费欲望，中国食品和部分耐用消费品已经达到“饱和”，稳定在饱和点的消费品“高质量发展”提高标准最关键。空调、家用汽车、居民服务性消费依然有较大增长空间。多数食品和耐用品、服务消费依赖人口数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不断下降背景下，总体消费饱和点将不断下降。

消费能力差异明显

根据微观经济学观点和人的生物属性，边际消费递减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人的消费欲望能否产生消费需求，取决于收入和信贷等情况。中国居民消费能力又存在几个特点。

一是中国居民总体消费服从凯恩斯当期收入假说，消费能力巨大。从全国1980~2024年的数据看，中国居民人均消费远远小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消费倾向在1989年达到最高点占89%，2024年下降到68%，因此中国居民消费不需要信贷平滑、不需要生命周期财富平滑，消费能力巨大。

二是中国低收入组家庭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家庭消费服从持久收入假说。如果进一步细分，按照国家统计局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将所有调查户按人均收入水平从低到高顺序排列，平均分为五个等份，各占20%。从2013~2024年近12年数据看，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低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7~3.09倍范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中间偏下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27~1.38倍范围。如果按照2024年数据，低收入组家庭可支配收入只能消费全国水平的“食品烟酒”和“衣着”支出，购买其他消费支出需要消费信贷或者财富平滑。

高质量激活消费欲望，多元化差别化满足消费能力

2000年“九五”计划结束了中国短缺经济，“九五”期间“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因此，激活消费既要看到消费者消费数量的“非餍足性”，也要正视消费边际效用递减和消费数量的“饱和点”，以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提供更新换代产品，实现产品革命性升级换代。

同时，中国总体存在巨大消费能力，20%低收入组和20%中间偏下收入组消费欲望强烈，需要提高收入、用财富或者信贷平滑满足当期消费和消费能力不足。因此，差别化产品销售政策是首选。如改革开始初始，城市开始普及彩电，黑白电视机则“下乡”，最终城市和农村共同进步。如互联网购物，京东定位高质量产品，天猫定位中端产品和多样化产品，拼多多定位产品价廉和多样化。中国刺激消费也应该层次多样，高质量高性能高升级产品针对高收入群体，性价比高的产品满足低收入群体。只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实现产业产品迅速升级换代，扩大消费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李永宁系天津工业大学教师，王彦喆系天津工业大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