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思：唤醒多元的“价值”“意义”“目的”，解除标签和执念的禁锢 | 找回“可持续”

导语

“找回‘可持续’”是第一财经研究院发布的系列文章合集。本系列以“可持续的”理念及实践为对象，试图依循“回溯理念、辨析现状、探索趋势”的路径，对现代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历程进行一次简要梳理，以期借助反思，来激活人们对未来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新探索与新设想。

在本系列的第三篇《反思：被禁锢在标签和执念之下的“可持续的”发展之路》（点击可查看全文）中，我们通过梳理可持续发展之路上已有“站点”的故事，试图对我们在已走过的路上所有意或无意留下的障碍进行反思和清理，去探索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创造“可持续的”未来。

我们寻找到的一个答案是：我们需要用发自内心的意识，去引导出效果显著且影响深远的行为。

在一切均已发展得如此成熟的世界中，这似乎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但是，难以完成，并不代表没有被实现的可能。这注定将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反复的过程。

本文为本系列的第四篇，我们将尝试寻找这一艰巨任务的关键突破点，回溯“价值”“意义”“目的”在现代人类社会中所走过的历程，以此为鉴，去开启新的旅程：唤醒多元版本的“价值”“意义”“目的”，以此主动解除标签和执念的禁锢，然后共同携手探寻“可持续的”无限可能。

正文

“科技向善”“商业向善”“共益经济”等语汇，如今也已成为商业世界中与可持续息息相关的热词，而它们也面临着与“影响力投资”等偏正短语相同的问题：

·标签重概念而非实际行动，而行动需要的是尚且缺乏的根本性理念转变；

·细微的理解差异会导致实践与真实目标之间出现极大偏差。

从本系列前几篇文章所引用的学者观点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总结：在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中，有一组相当主要且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即使用者对于“价值”的理解，以及随之对“意义”和“目的”的确立。

一、时至今日的价值：被单一化成一条单行道

价值属于关系范畴，从认识论上来说，是指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益关系，是表示客体的属性和功能与主体需要间的一种效用、效益或效应关系的哲学范畴。价值作为哲学范畴具有最高的普遍性和概括性。

——百度百科

正如本系列的引言中所提到的，在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助力之下，“股东至上”（shareholder primacy）的价值观自20世纪70年代起便成为了商业世界的主流思想，并逐渐渗透入社会整体的价值观之中。因此，当我们看到美国当代作家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和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在各自的著作中对“价值”的当下境遇给出了如下的概括时，应该也不会感到诧异，甚至会觉得理所当然。

在人类世晚期，“价值”几乎成了经济价值的特指，代表对人类的实用性。

——《地球尽头的尽头》[1]

在道德上和心理上，优绩和价值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市场社会中尤其如此，因为货币是大多数事物的衡量标准。

——《精英的傲慢》[2]

这一价值观的诞生、发展，以及突破商业向社会整体的蔓延，的确支持着人类文明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科技突破和经济增长。但是，面对“人类世”的种种难题，面对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必要任务，我们或许不再能够继续沿着这条单行道一路走到黑。正如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吕植在一次访问中提到的：

“我们的生活和人类的发展现在不可持续，最大的问题就是用单一的指标来衡量好坏，所以现在才需要转型，生活、生产、消费等所有这些体系都需要转变，是所谓价值观的问题。”[3]

二、时至今日的商业：一条道走到黑

2019年8月，美国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发布了一封题为“公司宗旨宣言书”的公开信，宣布放弃“股东至上”原则。[4] 也是从这时开始，《达沃斯宣言》中提到的“利益相关者”模式才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探讨，并逐步融入实践。

即便如此，时至今日，在商业的语境中，“经济价值”“利润”“股东利益”等旧热词依然未能在企业和商业的运行中退居到哪怕是二线的位置。

• 从“利成于益”开始

在美国商业圆桌会议发布这封宣言书之前，随着企业社会责任（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诞生和兴起，“利成于益”（Doing Well By Doing Good）的表述也慢慢现身于不少企业的目标清单之中。

哈佛大学教授及历史学家南希·科恩（Nancy Koehn）在2012年接受《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访问时指出，在当时逐渐兴起的企业社会责任和“利成于益”的理念，实则是工业化初期就被许多企业家自其创业之初就开始实践着的一系列行为，只是在工业化进程中，被后继者逐渐淡忘了。当时选择如此实践的企业家，并没有明确的经济目的，而是基于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基于“社会利益与企业利益是相辅相成的”这一思想认识。[5]

着眼当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开展与社会责任相关的工作，并将“利成于益”“商业向善”等作为企业发展理念中的一条。然而，比起单纯为社会和环境创造积极价值，其中不少企业的目的更多的可能是为了获得更高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分，以此换取良好的企业形象和更多的投资。

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在201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是如此总结的：“一些企业会很乐意开展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活动，并且不会在乎是否能因此获得经济收益，因为它们认为这些是应当做的正确的事情。但是，对于那些希望借助‘利成于益’的理念和方式，在行有助于地球生态之事的同时，一并提高利润的企业而言，开展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工作时就必须广而告之，因为只有如此，而不是保持谦虚低调的态度，才能有助于实现它们的目标。”[6]

• 转向真正的“利益相关者”模式

正如斯坦福商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尔·马尔霍特拉（Neil Malhotra）所指出的，“利成于益”仍然是一个从“股东”模式的角度所得出的一种商业理念。[7]

行对社会和环境有益之事，目的是为企业及股东换得经济利益——原本十分符合可持续理念的行事准则，沾染上了“股东至上”理念的一抹色彩。原本扎根于企业核心的“社会利益与企业利益是相辅相成的”这一思想认识，也逐渐让步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口号和目标。马尔霍特拉提到，真正践行“利益相关者”模式，意味着行为者必须作出取舍和让步（trade-off）——当股东和利益相关者两方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你会选择顾全哪一方的利益？

The B Team首席执行官兼变革创新主管哈拉·托马斯多蒂尔（Halla Tómasdóttir）也持有相似的观点。她指出，“股东至上”的价值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占据了商业与社会价值观的中心位置。虽然这样的模式与价值观的确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飞跃式发展，但它如今已然过时，用托马斯多蒂尔的话来说，“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在用同样的方法做着同样的事情，然后期盼会获得不一样的结果……我们需要彻底认清事实：‘股东至上’的模式必须退出历史舞台，‘利益相关者’模式才是当下与未来发展的必需。”[8]

三、进行时与未来：淡忘标签、回归多元，以此探寻“可持续的”无限可能

• 标签：利弊共存，但大多无法产生实际效用

人类一直善用标签来对自己的新发现和新创造加以命名和分类，这或许是人类作为地球生物所拥有的最独特的技能之一，而事实证明，这也是一个利弊共存的技能。

新加坡管理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史蒂文·布里克（Steven Burik）便提到了道家思想中与此相关的理念：

“当人们还完全没有区分自己和其他事物的时候，也就是说，对他们来说‘事物’还没有开始作为‘事物’存在时，人们完全沉浸在周围的环境中，与周围的环境相互依存，在那个时候，‘道’（大自然内在的运行规律）得到了关注。”[9]

通过命名，人类将自己“区分”于自然之外，并进而用“非此即彼”的选择方式，忽略了许多在发展过程中值得且必须注意到的因素。

“绿色”“可持续”“影响力”“公益”“共益”“向善”……

“金融”“投资”“经济”“科技”“创新”“合作”……

无论这些不同的词语如何经过排列组合，而产生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标签，最终这些标签究竟能否与其佩戴者匹配，能否产生真的与标签对应的效用和影响，实则都取决于标签佩戴者——也就是实际行为者的内心意识。

马尔霍特拉明确表示，“对于企业和任何行为者而言，比为自己贴上标签或是争取认证来得更为重要的，是明确并坚持你的使命。”全球影响力投资指导委员会（GSG）主席罗纳德·科恩（Ronald Cohen）同样提出，市场与企业应该拥有“看不见的心”（责任），而不能只强调“看不见的手”（市场）。[10]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总干事吴忠也认为，不用贴标签，不用说自己是ESG：

“影响力投资应该是发自投资者内在的主动行为。以往传统的理解企业社会责任是要求企业赚钱之外做点好事，现在ESG主要是上市公司和大企业做披露，好像都是外在、被动的。影响力投资是真正要求投资者发自内心的意识和行为。”[11]

然而，这些标签（无论是已有的，还是正在被创造的）既已存在，便成为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象。那么，相比起将它们用作一种标榜和分类，我们不如将这些标签作为一个新事物的简介，就和“电脑”“人工智能”“微信”等词语一样，以此将它们介绍给更多的人，并号召更多人来实际体验它们，将它们转化为实践。如此，这些标签或许最终会和“电脑”“人工智能”“微信”等事物和理念一样，渐渐摆脱“新事物”的属性，通过源源不断的沉浸式体验，最终转化成为可持续的未来中的日常。

如今，可持续领域内的这些“新事物”正在被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下一步，则是号召更多的人来体验、实践它们，最终将它们转化为“发自内心的意识和行为”。

这或许是最难的一个环节——尤其是对于拥有既定优先利益考虑的商业世界而言，因为“发自内心的意识和行为”实则是无法通过要求、规定、准则等外部约束来实现的，而这或许也是当前诸多实践往往是“外在、被动的”的原因之一。

迎合关注这些“新事物”的消费者和投资者，抑或是伴随这些“新事物”而来的新决策和新规则，这些都是“外在、被动的”实践行为。为了让它们转化为“发自内心的意识和行为”，我们或许可以借助回溯和反思的力量。

• 多元：未来式的价值理念

“盈利是一个企业的必要条件，而不见得是一个企业的目的。就像奔跑的速度是能够参加足球这项运动的一个条件，但是提高奔跑速度并不是踢足球的目的。”[12]

这是哲学教授陈嘉映所给出的一种简明类比，他指出，“如果说功效主义在之前多多少少有一些解释力，那在当下它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力正在越来越过时。也可以这么说，理想主义和利益，两者远不是两个对立面，简单来说，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之间是一个层次之分。做企业绝不是一件唯利是图的事情，反过来做公益也并不见得就是理想主义的一面。”[13]

托马斯多蒂尔也指出，商业的目的（purpose）就是解决问题，因此对于当下与未来的商业而言，不能让自己的目标止步于“不造成损害”（do no harm），而是需要化身激进的合作者（radical collaborator，尽可能开展合作，包括与自己的竞争对手合作），实现激进的包容性（radically inclusive），用激进的透明度（radically transparent）来督促自己坚持在新的模式上前行。

虽然已经有如此种种的回溯与反思，但要真正实现“发自内心的意识和行为”依然并非易事，因为“股东至上”“绩优主义”“非此即彼”等与商业世界息息相关的价值观和社会建构已经盛行了几十年，因而它们已深深融入了商业、教育、公共设施等几乎每一个社会领域，成为几乎每一种创新都要试图遵循的“准则”。不过，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且认可它们的过时，因此，我们需要同步寻找的，就是一种符合可持续理念的未来式价值理念。

这将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并且不会有唯一的标准答案。

但是，正如那一句被许多人提到过的名言所述，“知道不要什么，比知道要什么更重要”，因此，我们可以试图从“不要”，去探索和推导出可能的“想要”。

未来式的价值理念不应该再走成一条“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单行道，因此，它更应该回归到一种类似于“百家争鸣”的氛围，更应该让“三百六十行”都真正被尊重、喜爱和追求，更应该拥抱跨界融合、多学科共研共创等创新与合作形式，从而让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意识和行为都能变得足够多元和包容。

• 改变：需要每一个世代的力量，尤其是大人们的改变

将可持续的理念转化为“发自内心的意识和行为”的另一个难点在于，现存的每一代人都需要完成这一改变——而思想和习惯均已成形许久的成熟一代的改变，要比年轻一代的改变来得更为困难。

不过，这却是我们逃不开、避不掉，且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当前的世界由成熟一代所创造，也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由他们掌舵。

在年轻一代之中，可持续理念已被更为广泛地知晓、接受与实践，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消费和择业选择，来推动商业世界加快向可持续发展路径转型。如此，问题的关键之一在于，成熟一代中是否能有数量足够多、力量足够大、决心足够强的人，去真正完成从“外在、被动”到“发自内心”的意识和行为改变，并将这样的改变转化为习惯。

在以当前热点社会问题“生还是不生？”为主题的读者见面会上，《第一财经》YiMagazine副总编辑陈锐表示，“在某些程度上，经济不是不生育的年轻人焦虑的问题。排在更高位置的可能是年轻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在生育这个话题上，本身没有标准答案。”[14]

在以校园霸凌为题材的电视剧《十三个原因》（13 Reasons Why）中，剧中家长们向自己问出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不仅必须自问我们应该如何改变，还应该自问我们究竟是如何把今天的世界打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对此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而剧中的年轻人们也最终达成一致：“正因如此，我们必须自己打下这一仗，并且不能放弃。这必将是困难的一仗，但是生活的样子就是由我们自己来塑造的。今天这样的世界，或许是由我们的前辈世代所塑造的，但这或许也是他们在年轻时认为世界应当变成的一种更好的样子。他们打破了他们的前辈所塑造的世界，我们也应如此。”

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哲学教授马丁·舍斯菲尔德（Martin Sch-nfeld）也曾写道：

“我们需要做的是大声而明确地坚持世俗和琐碎的真理，积极地推理坚持显而易见的东西。也许利润不如幸福重要？也许我们应该在经济过度增长时改变我们的经济设计，这样我们能最终安全地停止增长？也许我们应该渴望一种遗产，让子孙后代尊重我们的记忆，而不是称我们为‘蝗虫一代’，向我们的坟墓吐口水？”[15]

在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当下，以及将可持续作为人类社会运转基调的未来，通关密码将不再是一条道走到黑的“勇闯”，而是依循多元价值的声音引导，去探寻什么才是现代人类社会与地球生态之间、人类与人类之间、人类与地球上其他生物之间的真正可持续的联系，并时不时地停下脚步去反思那些“世俗和琐碎的真理”，用“三省吾身”的实时校准模式，共同携手探寻“可持续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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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唤醒事物本初的意义

在现代人类社会中，有许多想法、理念、应用等，都有过与“地主游戏”同样的经历——“三重底线”“利益相关者式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就是其中的几个典型案例。

图1：唤醒事物本初的意义——以桌游“地主游戏”和“大富翁”为例

（点击查看大图）

来源：整理自《第一财经》YiMagazine旗下项目“未来预想图”发表的文章《大富翁不告诉你的10件事》

在过去50年，现代人类社会选择以经济高速增长、科技与社会高速发展为主要的奋斗目标，并选择了为此将一切可以被置于二线考虑的因素都留在二线，也选择了为此将地球上的一切都转化为可利用的资源——包括自然和生态资源，也包括人力资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三重底线”“利益相关者式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理念被边缘化，甚至成为了经济高速增长、科技与社会高速发展的潜在阻碍。

令人可喜的是，它们如今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和倡导，因此，或许也能够避免和“地主游戏”一样，被长久地埋藏在另一种声音之下。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似乎每个人都在关注经济和经济学，因此经济学也逐渐成为了一种可以牺牲和被利用的资源。

法国经济形势观察所（OFCE）高级经济师埃卢瓦·洛朗（Éloi Laurent）在其著作《经济神话学》中是这样描述经济学的这种“牺牲”和被利用的情形的：

“经济学成了神话学，它唤醒了全世界，这是第一个悖论。

经济学修辞最主要的作用是……告诉公民‘应该’怎样做。它发号施令、进行选择、做出决定；它就像是一味安慰剂，告诉众人：社会世界的确纷繁复杂，但总有解决的办法。

从未如此地‘令人悲哀’，经济学竟然屈服于宿命，它总是说世界是艰难的，充斥着义务、约束、拒绝、惩罚、放弃和失望。当公民表达‘我们希望’的时候，它总是一成不变地回答‘我们不能’。它提出一些看似严肃的问题，比如‘这样做的成本有多大？’‘收益是什么？’，结果吞噬了许多计划、目标和梦想。经济学对‘多样化选择’宣判了死刑，但它的真正使命不是宣布一个不可撤销的审判，而是在公共讨论中提出多种可能性，提出一些开放的、可协商的观点。经济学既没有责任也没有能力做出判断。”

正如洛朗在书中提到的，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一部分人对经济学的曲解版定义和使用，盖过了其原本的定义和作用。这或许也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根源的问题，但这不代表它不需要被重视，不能够被修正。

经济学是现代人类社会中不可否认的一股强有力的引导力量，对于现代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也起着能够左右成败的作用。正因如此，在当前时点，经济学也需要被“召回”，需要有更多人一起对它进行反思和审视：

当前引导着现代人类社会前进的各类方法论和价值观，均带有一定的经济学理念背景，而这一背景所对应的倡导理念，是否实为前辈世代对其本意的一种选择性解读？这种版本的选择性解读是否仍然适用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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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地球尽头的尽头》（The End of the End of the Earth），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著。

[2] 《精英的傲慢》（The Tyranny of Merit: Can We Find the Common Good?），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著。

[3] 引自《人应当有取舍，保护环境应当将公平》一文，该文收录于《单独. 33，多谈谈问题》一书，主编为《单读》主编吴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2023年出版。

[4] “公司宗旨宣言书”（Statement on the Purpose of a Corporation），由181家美国顶级公司首席执行官联合签署。美国商业圆桌会议自20世纪末起所发布的众多文件中都体现出对“股东至上”原则的赞同。

[5] “A Brief History of Doing Well by Doing Good”, Nancy Koeh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https://hbr.org/2012/06/a-brief-history-of-doing-well.

[6] “Doing well by doing good:A paper by Henri Servaes and Ane Tamayo looks at the real value of CSR. ”, Steve Coomber, London Business School, https://www.london.edu/think/doing-well-by-doing-good.

[7] 尼尔·马尔霍特拉（Neil Malhotra），斯坦福商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人文科学学院政治学教授、Louise&Claude Rosenberg社会创新中心主任。本文所引内容整理自马尔霍特拉在2022年第六届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上的主旨演讲。

[8] 哈拉·托马斯多蒂尔（Halla Tómasdóttir），The B Team首席执行官兼变革创新主管。本文所引内容整理自托马斯多蒂尔在2022年第六届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上的主旨演讲。

[9] 引自史蒂文·布里克（Steven Burik）的《海德格尔与庄子论：作为实践的智慧》一文。该文收录于《智慧与哲学》一书，编者为【德】汉斯-格奥尔格·梅勒（Hans-Georg Moeller）和【美】安德鲁·K. 怀特海德（Andrew K. Whitehead），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2019年首次出版。

[10] 根据全球影响力投资指导委员会（GSG）主席罗纳德·科恩（Ronald Cohen）在2021中国社会责任高峰论坛上的视频演讲内容整理。

[11] 根据南南合作金融中心总干事吴忠在2023中国社会责任投资高峰论坛上的发言内容整理。

[12][13] “天下滔滔，我该干什么？”，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https://mp.weixin.qq.com/s/aG5EHz0_xymVJTsFK0I6rA.

[14] “生还是不生？这是个问题|北京场读者见面会活动回顾”，《第一财经》YiMagazine，https://mp.weixin.qq.com/s/GYi4crKmB1hPymITdREZVQ.

[15] 引自马丁·舍斯菲尔德（Martin Sch-nfeld）的《面向未来的东西方哲学与智慧》一文，该文收录于《智慧与哲学》，编者为【德】汉斯-格奥尔格·梅勒（Hans-Georg Moeller）和【美】安德鲁·K. 怀特海德（Andrew K. Whitehead），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2019年首次出版。

（本文题图来源：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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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邵玉蓉 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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