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VR首例术者克里比尔去世，创新催生百亿美元医疗赛道

2月18日，欧洲心脏病学会（ESC）和欧洲经皮心血管介入治疗协会（EAPCI）分别发布讣告，宣布知名心血管专家、全球首例经导管主动脉瓣膜（TAVR）手术发明人阿兰·克里比尔（Alain Cribier）于2月16日去世，享年79岁。

克里比尔1945年出生于法国巴黎，他是心脏瓣膜疾病微创治疗TAVR手术的开创者，2002年在法国鲁昂实施了全球首例TAVR手术，如今全球TAVR手术每年开展数十万例。在中国，TAVR手术也已惠及数万名患者。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全球TAVR市场规模已由2017年的34.7亿美元增长至2022年的7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全球TAVR市场规模将达到158.9亿美元，2022至2030年复合增长率为10.8%。

曾被质疑是“最愚蠢的项目”

在首例TAVR手术发明之前，全球数百万名患有钙化主动脉瓣狭窄的病人只能通过重型外科手术进行治疗，然而超过一半患者由于高龄、身体虚脱耐受不了外科手术，这使得绝大多数老年患者的生命和预期寿命受到限制。在TAVR手术发明后，介入医生在全球数千个心血管介入导管室治疗了超过数百万患者，极大改善了瓣膜疾病老年患者的生存预期。

克里比尔直到去世之前都一直活跃在心脏病学界。他在鲁昂创建了首个TAVR医学培训中心，把TAVR治疗理念传授给全球更多的心血管介入医生。

除了是一名杰出的医者之外，克里比尔还是一名医疗器械创业者。早在1994年，他就与工程师合作绘制了TAVR经股动脉手术装置的图纸，并申请欧洲专利。

但与很多创业者一样，克里比尔早期的医疗器械开发历程并不顺利。他在2022年TAVR二十周年时的采访时表示，他的项目曾被多家生物医药公司专家否决，并且一度被认为是“最愚蠢的项目”。

“我必须承认，我当时相当灰心，直到我们遇到了来自强生公司 (J&J) 的两位工程师斯坦·拉宾诺维奇 (Stan Rabinovich) 和斯坦·罗 (Stan Rowe)，他们出人意料地支持了这个项目，时运发生了转变。”克里比尔表示。

后来，他们与时任强生医疗总监的医学博士Martin Leon进行了交谈，Leon也支持该项目。不过，与大公司的合作也并不总是顺利的。在与强生合作开发主动脉瓣膜失败后，克里比尔决定亲自迎接挑战。他于1999年成立了一家名为Perdermal Valve Technologies（PVT）的初创公司，并找到以色列一家小型工程公司Aran R&D，该公司同意投资并帮助其开发瓣膜原型。

这次合作意外顺利，以色列的工程师解决了工程上极具挑战的难题。克里比尔在几个月内就得到了符合他预期的瓣膜原型，并在以色列完成实验室测试。2000年，他与合作者完成了动物研究，这促进了瓣膜植入术在急性和慢性患者人体试验的发展和完善。

2002年4月16日，克里比尔成功地对一名主动脉狭窄患者实施了TAVR的首次人体植入，这次手术影响了未来二十多年的瓣膜疾病介入治疗的发展历程。

“首次人体试验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克里比尔在2022年的采访中这样说道。当时的这名患者生命垂危，TAVR被认为是唯一可能挽救他生命的手术。此后，克里比尔意识到，如果能够在病情较轻的患者身上重复TAVR手术过程，那么将可以帮助到更多患者。

推动企业十年间市值涨超十倍

克里比尔首例TAVR手术的成功在医学界引起巨大轰动。2004年，他创立的公司PVT被爱德华生命科学公司（Edwards Lifesciences）收购，这一事件极大地推动了TAVR历史的进程。爱德华也因TAVR瓣膜的广泛应用，市值在10年上涨超过10倍，从一个摇摇欲坠公司变成全球瓣膜领域的领军企业。

在此后的20年内，爱德华、美敦力等瓣膜领域的巨头相继开发出新一代TAVR瓣膜，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改善产品性能并减少了严重的并发症。克里比尔首创的“极简主义”策略在TAVR手术应用于超过90%的病例，将TAVR手术转变为在局部麻醉下进行的类似支架植入的手术，患者在2、3天内就能出院回家。

近年来，得益于TAVR适应证的迅速拓展，这种手术的需求也在全球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2005年，全球共有100名患者接受了TAVR；到了2021年，全球TAVR手术例数增长至近20万例。

在全球首例TAVR开展合作8年后，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于2010年10月实施了中国首例TAVR手术。据国家经导管瓣膜治疗数据库（NTCVR）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中国大陆地区已开展了近2.4万例TAVR手术。

葛均波院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克里比尔的工作推动了TAVR在全球的发展，也极大地启发了中国医学领域的创新者。葛均波回忆道，他曾在全球多次学术会议上与克里比尔教授交流，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在毛里求斯和中国的两次会面，第一次是2002年克里比尔刚刚完成首例TAVR手术，在毛里求斯举办的一次小范围学术会议；第二次是2016年在中国的介入大会上，葛均波与克里比尔深入探讨了中国TAVR的发展，克里比尔对中国TAVR的迅速发展表示肯定。

在推动TAVR这种新型术式过程中，克里比尔遇到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心脏外科医生的强烈反对，二是监管机构对新技术缺乏信任。为了推动这种颠覆性医疗技术的发展，克里比尔提供了大量的循证医学证据，证实了该技术的巨大价值，并使其幸存下来。

2022年4月，克里比尔受邀线上参加中国瓣膜大会TAVR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从概念到临床实践”的主题演讲。在谈到TAVR进一步创新的挑战和需求时，克里比尔表示，当今的挑战之一是TAVR瓣膜的高成本，这阻碍了该手术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他认为，随着需求的增加和制造商之间的竞争的增加，成本逐渐下降将成为趋势。

克里比尔还提到TAVR未来的发展方向，他认为这将取决于瓣膜的长期耐用性。据悉，克里比尔所在的鲁昂医院对TAVR患者最长的随访时间为14年，瓣膜未出现恶化。如今，很多公司正在研究非生物瓣膜，这可能是降低瓣膜长期耐用性风险的解决方案。

在TAVR推出后不久，包括雅培在内的很多公司将二尖瓣反流（MR）作为下一个大目标，理由是二尖瓣反流患者的总体数量将超过主动脉狭窄的患者数量。克里比尔认为，尽管二尖瓣技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但一些新的设备已经出现，未来会看到一些临床需求。

克里比尔是一名成功的医生，但他的成功过程中也经历质疑和批评。他认为，在医学领域进行创新的人都必须准备好面对许多障碍，其中不可避免地包括怀疑和批评。“没有人会一开始就相信你能够带来新的东西，我的建议是永远不要放弃！如果你坚信你的项目很好，如果它符合临床需求，并且你能够找到支持它的论据，那么没有任何障碍会阻止你成功。”他曾这样激励医学领域的创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