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基层医疗回访：诊疗服务能力提升，村医仍青黄不接

“疫情之后我们基层的诊疗服务能力确实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人才问题依然是困扰发展的最大瓶颈。”2月16日，已复工上班的基层医疗工作者顾刚在医院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顾刚是湖北大别山区一座县城的二级医院负责人，三年疫情期间，他曾率领医院同事们成功抗击了新冠疫情，初期收治重症患者，疫情放开后又经历医疗资源挤兑考验。

疫情放开一年后的龙年春节，第一财经记者深入湖北武汉、黄冈等地基层医疗机构回访调查发现，经历疫情“大考”之后，当地乡镇卫生院以及村医务室的标准化建设得到了长足进步，医疗服务可及性亦逐渐提升，而为了进一步提高村医的服务能力，国家也在加强村医的培训管理，但村医的身份性质未变，人才梯队建设一时难以展开，也进一步困扰着基层医疗事业的发展。

诊疗服务能力提升

“这两年来医院的科室门诊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比往年增长了10%以上。”谈及疫情后基层医院的诊疗变化，武汉市新洲区一家乡镇卫生院负责人郭凯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郭凯在新洲区卫生系统工作多年，对当地基层医疗情况较为熟悉，据他了解，“这一年来全区的镇街卫生院门诊量基本都有提升”。

乡镇卫生院以及诊所和村医务室，构成了基层医疗最大的服务网络，其标准化建设直接影响着基层群众的就医体验。顾刚介绍，“村医务室很重要，村民有些感冒发烧等小疾病，如果动不动跑大医院，还是有些不方便”，特别是地处山区的老百姓来说。

作为华中地区某县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亲历者，顾刚持续关注县里以及下属乡镇和农村卫生事业发展，他所在的县中医院在疫情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一年来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标准化建设越来越严格，诊疗更加规范，这也是一种强基层的表现吧。”谈及疫情之后，基层医疗水平的提升，顾刚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以新洲区为例，据2022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区拥有街镇卫生院15个，门诊部26个，诊所178个，村卫生室538个。

据新洲区卫健部门2023年9月发布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卫生院均按标准设置中医科、中药房，88个贫困村卫生室全部达到建设标准并实现产权公有化。据新洲区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3年完成基层卫生室提档达标158个。

2023年12月2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吹风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司负责人庄宁表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的双网底，强基层始终是我国卫生健康工作的重中之重。

截至2022年底，全国建有各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近98万个，卫生人员超过了450万人，基层医疗卫生网络基本实现全覆盖，服务可及性进一步提升，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等服务水平明显增强。

在顾刚看来，疫情期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承担大量社区及农村疫情防控、隔离场所管理、核酸采样、疫苗接种等任务，经受住了重大考验，“但大家应该也能意识到，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依然存在短板。”

村医“青黄不接”

目前，国家层面也在努力解决短板问题，旨在通过培训以及帮扶形式，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疫情之前，县里关于村医的培训比较少，现在每年县卫生局会组织对村医进行相关的定期培训。”顾刚说，这可以提高村医们的诊疗水平。

顾刚所在的医院具体负责辖区内基本医疗、公共卫生服务和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业务指导及日常管理。

“我们现在每年给村医培训10次以上，每个月还要召开例会，不断把一些医疗操作规范灌输给他们。”顾刚的同事余洋说。

这种培训的背后是乡村医疗人才资源配置不足、不均的现实。

“人才现在是制约乡镇卫生院发展的短板，我们这里靠近城区相对来说，每年还有研究生回来执业，而下面更基层的卫生院则更难，一方面受编制限制，另一方面也留不住人才。”郭凯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我们这里招医疗人员按照上面要求是‘缺一补一’，不可能增加编制，各单位缺编的可以向上申请，2023年招了两批共几十人，今年预计也会继续招聘。”

村卫生室面临同样的问题。“村卫生室的村医大多是五六十岁，有的到了七十岁还在继续执业。一般40岁以下的村医基本没有，虽然每年也有一些定向培养的，但是也有门槛要求，比如招考要达到一定的分数，而能达到这个分数的学员，也不愿意读这种‘定向培养’计划，而想读这种‘定向培养’计划的学员，分数又不够。”顾刚无奈地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现在学医的学生要么去县里或者乡镇卫生院上班了，根本没人愿意来村医务室。

余洋负责对社区以及村卫生室医生进行培训。他说，对村医的培训工作以前也有，但是并未抓紧、抓实，三年疫情影响了基层医疗的相关工作，大家的工作积极性都涣散了，2022年底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之后，对村医的培训工作又进一步加强了。

据余洋介绍，对村医的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传染病防治、医疗机构服务规范，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行为干预，基层用药指导等项目。

“我们在给村医做培训的过程中，规范管理里面有一条就是药物管理，要求村医尽量‘能吃药的’就不打针、不输液，要持续给他们灌输思想。”余洋说。比如，感冒就上头孢、发烧就输液，基层医生开药时使用的“四件套”（抗病毒+抗生素+激素+退烧药）、“三素一汤”（抗生素＋激素＋维生素＋静脉输液）不仅在新冠期间出现，且已持续多年。但这也暴露了基层医疗机构对抗菌、抗病毒药物的不合理使用，这些“四件套”“三素一汤”不仅并非“神药”，还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而抗菌药的滥用造成耐药性已成全球性卫生问题。

在余洋看来，如果真正要解决乡村医疗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要将村医的身份性质转变为在编，这样地方医疗主管部门对他们能进行有效管理，同时很多人也愿意加入村医队伍，继而提高诊疗水平。

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余洋所在的乡镇经济相对还算可以，目前一个村卫生室一年的收入高的可达10万元至12万元，低的每年也有3万元至5万元。

余洋说，现在突出的问题还是村医队伍“青黄不接”，“如果这些村医再做几年彻底‘退休’不干了，基层医疗公共卫生服务这块恐会后继无人。”

“我们经常培训邀请与村医相熟悉且愿意从事医疗工作的人一起过来培训学习，希望这些人学有所成能顺利接这名老村医的班，但愿意接班的人少之又少。”余洋表示，很多年轻人并不愿意在基层工作，希望到县城里或者大城市谋求发展。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