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岁就成了科研项目负责人，科技人才评价改革重在“不拘一格”

不管是职称评比还是项目申请，以往对科研人员的评价多与量化指标强相关。近年来，关于科技人才的评价体系改革的进度提速。

“我们第一批立项项目负责人平均年龄37岁，最年轻的一位29岁；没有‘基础研究特区’计划为这些青年科研人员‘开特例’，这个年龄是很难作为项目负责人获得资助强度数百万元的科研项目的。” 复旦大学科研院相关负责人王浩曾告诉第一财经。“基础研究特区”正是上海2021年在全国首设的基础研究人才评价模式。

在日前举行的山东省科技人才评价综合改革试点启动会上，山东省科技厅厅长孙海生说，山东作为全国6个试点地方之一，改革试点方案已获科技部批复，现正式启动试点。

前不久四川也公布了《四川省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综合试点方案》（下称《试点方案》），提出开展为期2年的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综合试点工作，探索建立符合不同创新活动类型的人才评价体系。

除了山东和四川这两个《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的试点地方之外，从中央到地方，今年科技人才评价改革有哪些重点？

试点地方、单位加快提速

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科技人才评价倾向于用量化的方式，比如看论文、年资等。这种评价方式操作上简单，能规避一部分对评价公平性的质疑，但也相应地出现了一些唯论文、唯资历等的倾向。

为改变以论文、专利、资金数量作为人才评价标准的做法，近年来，国家在改革科技人才评价机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四唯”清理行动、破除科技人才称号与评价结果简单挂钩等。

特别是2022年9月，科技部会同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选择教育部、工信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卫健委、中国科学院等部门所属的21家高校院所和上海、山东、湖北、四川、深圳、南京等6个地方开展试点。

复旦大学全球科创人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姚凯告诉第一财经，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方向考虑了科技创新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对科技人才进行分类评价树立了一个更加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价方向，对进一步完善科技人才评价机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以山东近日获批的改革方案为例，该省确定了20家试点单位，实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医疗机构和科技型企业全覆盖，力争在不同层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和制度文件。

在国家改革试点方案的总体框架下，山东省进一步明确了四大类人才的试点任务和成果形式。其中，山东大学等4家单位为承担国家和省重大攻关任务类人才评价改革试点单位，对这类人才，要坚持“谁委托谁评价”“谁使用谁评价”，充分尊重任务绩效评价意见，重点突出支撑国家安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评价权重。

孙海生当天在会上介绍，“破四唯”“立新标”是手段，加快产出重大科技成果、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才是改革的最终目的。除了20家试点单位，试点方案还提出，8个承担改革任务的相关部门，要结合山东省明确的15项部门改革任务清单分工，做好改革保障，最大限度给试点单位的改革放权赋能。

四川的《试点方案》则围绕扩大科研单位用人自主权、完善科技人才使用机制、加大科技人才激励力度、优化科技人才评价生态4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科技人才评价改革举措。其中，包括完善“揭榜制”“赛马制”等人才评价机制。同时，《试点方案》支持试点单位探索建立首席科学家负责制，赋予首席科学家科研任务凝练、科研经费配置等自主权等。

科技部有关司局负责人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科技人才评价具有“指挥棒”和“风向标”作用，是人才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对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至关重要。

该负责人介绍，《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试点单位结合实际积极探索符合不同科技创新活动类型的评价模式。例如，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在各类评价活动中，不数文章、不看影响因子、不看经费数量，强调成果质量和价值，对新入所研究人员，6年内不需要接受任何考核，工资为年薪制，并为其配备充足的启动经费和团队支持。

上海市突出分类健全人才评价标准，对基础研究人才实行“基础研究特区”试点；积极引入市场评价和社会评价，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推动由领军企业等牵头制定人才评价标准。该负责人介绍，下一步科技部将加快推进科技人才评价改革，切实发挥好人才评价“指挥棒”和“风向标”作用，按照创新活动类型探索构建科技人才分类评价体系，探索构建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

该负责人提到的2021年全国首设“基础研究特区”的上海，目前该计划第一批试点项目已运行两年多，去年已开始第二批试点。目前，上海共有6个“基础研究特区”，分别是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华东理工大学。

以复旦大学为例，王浩曾对第一财经表示，复旦的“基础研究特区”的特色是鼓励青年科研人员自由探索、大胆创新，不强调申请人该方向上的研究基础，并且允许项目在申报、立项或者执行阶段根据与专家的交流、科学前沿发展，灵活地调整研究目标和内容。这不仅为青年人松绑，对于前沿科学领域发展也能更准确、更及时地给予支持。

今年，上海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了“基础研究先行区”。上海市科委基础研究处处长宋扬在上海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先行区的本质，是把原来对于基础研究项目的评审、挑选中过于细化的要求进行升级，更加注重选人而不是选项目。

支持要“靶向”定制

由于从事研究活动的类型不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等活动的研究周期和成果产出都有较大差异。其中，做“0到1”的基础研究，比科研跟跑者的研究更艰辛，成功概率更低。这种研究也更需要用非常规的，而不是“算工分”这种简单的评价方式来评判，并给予长期支持。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薛姝、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文霞曾撰文表示，用人主体在科技人才评价中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用人主体需积极作为以提高科技人才评价效果。文章建议，政府部门应在对机构的管理与评估中，破除过度量化的评价导向。在选择评议者时，尽量选择“小同行”，至少保证在有一定比例小同行专家的前提下，所有评审专家都在“大同行”范畴内。同时，引导评审专家遵循“价值导向”，对科技人才及成果做出专业化评价。

姚凯也认为，如果仅按照论文、年资等硬性指标对人才进行刻板的量化评价，会直接为科技人才带来无形的“枷锁”，限制人才的创新活力。

就在近日举行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基础研究科学家座谈会上，部分科研工作者也提到了要有针对性地对科研人员展开支持。

厦门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南峰在座谈会上发言时表示，当前，一些青年科研人员往往倾向于选择传统的、固定的成长路径，不愿意去冒险开拓研究新方向，导致出现研究同质化现象。因此，我们要对勇于开拓新研究方向的年轻人加大资助力度，引导他们做“有用的研究”，在解决真问题的过程中攻克关键基础科学问题，使他们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的主力军。

深圳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颜宁认为，有组织科研与自由探索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要让有组织科研与自由探索相互促进，激发科研人员内驱力，开展“顶天立地”的科研。所谓“顶天”，就是能在科学史留下浓墨重彩篇章、在世界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原创发现。

在她看来，激发科研人员的内驱力，就要给大家充分的自由，让他们不被事务性的工作打扰，建立科研经费包干制，给予科研人员更大的自由度和决策权。资助机构应长周期、滚动式地支持，依托单位应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尽可能创造“科研无忧”的环境。做“顶天立地”的科研，还需要避免科研评估“一刀切”，防止人才“帽子”异化。针对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应分类制定人员考核机制和绩效评估机制，用不同的评价体系衡量成果产出，尽量避免科研过度功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