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口耳相传的蒙古长调，如何回到年轻人身边？

第一次去内蒙古大草原，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萧梅就在想一个问题，“在百里不见人烟的自然环境下，牧羊人在蓝天白云下唱起苍凉的长调，他们身边只有苍天和草原，那么这些歌是唱给谁听的？”

研究多年民族音乐，萧梅才意识到，长调悠缓的节奏，自由的律动，演唱者用一种特殊的发音和长长的拖腔，让人感觉到一种绵延不尽的草原气息。这些音乐特征与她眼前的辽阔的草原完全是贴切的。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杨玉成是蒙古族，在上海音乐学院读完博士后，在中国音乐学院和内蒙古大学任博士生导师。对他来说，研究蒙古民族音乐是始于血脉的本能，对蒙古族长调民歌进行理论研究与保护抢救，是持续多年的学术重心。

1947年之前，蒙古族传统社会结构是由王公贵族、寺院高层喇嘛所构成的封建主上层阶级和由乡村富户、普通民众、一般喇嘛所构成的下层阶级所构成。长调则是跨越阶层的文化。在王公贵族的宴席上，在那达慕大会等大型活动上，在过年、过寿、生儿、新家宴请、婚礼、宴会等民俗仪式场合中，长调无处不在。更为常见的情景，则是牧民在日常劳动中的自娱自乐，贯穿牧区牧民生活的全部领域。

杨玉成说，“文革”期间，长调的破坏很严重，很多歌曲失传，传承链断裂，成了长调民歌历史从兴盛到衰亡的分水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传统生活方式在蒙古族民间逐渐恢复，但很难再回到过去的面貌。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流行文化和新的娱乐渗透，牧民的生活也发生巨变，长调失去牧民生活娱乐的主导地位，日渐式微。

一些蒙古族牧民迁移到城镇和发达地区，城镇人口超过牧区人口，城镇化趋势明显。如此一来，长调的生存根基更是摇摇欲坠。

2007年，杨玉成曾经带着团队到锡林郭勒调查蒙古族长调的生存状况。当时的锡林郭勒草原，由于特殊自然地理环境无法从事农耕生产，仍保持了畜牧业生产方式和传统民俗文化生活，可以算是最后一方“净土”。

但在细致的田野调查后，他发现，长调民歌在这里的流失情况严重，约有60%的曲目失传。当地有不少老牧民会唱长调，但由于民俗文化环境的急剧改变，他们很少再演唱。

“更明显是的传承人的数量减少。在察哈尔、苏尼特、阿巴嘎、锡林浩特长调传承人数都不过几十名，尤其是各旗青少年中，学唱长调者寥寥无几。”他在当年的调查中发现，重要的地方性风格和演唱技法消失或异化，演唱习俗和文化功能异化、丧失。

他认为，长调民歌千百年来都是靠口耳相传，通过各种民俗活动和日常生产生活得以传承传播。但随着牧区交通设施的改善，牧区与外界之间畅通无阻，非互动式的、跨地域传播，取代了社区内部的人际互动。过去牧民固有的文化结构瓦解，长调也难以传承。

也正是那个时期，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的阿拉坦其其格决定回到家乡，开辟自家的牧场用作公益教育基地。

“她刚开始启动长调培训的时候，蒙古长调的传承是堪忧的。她是抱着期待开启自己的工作。”杨玉成认为，真正长调的传承是一种文化，是无处不在的生活，是大自然连接在一起的。

“如果我们住在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在钢琴前教长调，这种传承是错误的。长调只有回到天地之间，在自然之间，才是有生命力的。”他认为，长调的传承之所以不容易，就是要回到自然的土壤和生活本身，如果没有自然的语境，孩子们很难体会到长调的悠长与辽远。

“阿老师为什么伟大，因为她带着所有的孩子，听着百灵鸟的歌声，白天捡牛粪、放牧，夜里看星星、生火做饭，你就得在牧民的生活土壤中，才能真正感受到长调。”杨玉成说，最近几年，他一直想做回访田野调查，根据他获得的数据，当年不同的旗能唱长调的只有20多人，现在数量已经上万，而且很多都是年轻人和孩子。

萧梅曾在1996年寻访会唱长调的老人，当年，68岁的巴达玛对她说，很多长调，打拍子是绝对不行的，弹钢琴唱，也唱不出来，就必须跟着（老师）唱，“否则好多小东西都没有了。就像烹调，花椒、大料、味精等调料都没放进来一样，没味道了”。

她也曾去东乌珠穆沁草原寻找一位在50年代就特别有名的歌手莫德格。

那天，他们一行人在老人家里等到天黑，老人才蹒跚回来。跟他们解释，她得把羊群哄睡了才离开，羊群都是她的孩子。聊天时，老人把一双骨节很大的双手交叉着放在膝盖前，没有任何表情，嘴角轻轻蠕动，深沉的歌声就在小土屋里出现了。

“当时那个声音，好像在一个特别深的山间，小土屋里的一切都凝固了，又好像所有的东西都在飘浮，有一种特别坚韧的东西。好像在拉着你，使你不由自主去感受草原上的风。”那一刻，萧梅被这种来自大地与自然的歌声击中，久久无法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