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若要实现5%的增长目标，财政扩张拉动投资是关键

中国在2023年实现了5.2%的实际GDP增速，2024年仍将面临内、外部的逆风，“两会”期间宣布的2024年全年GDP目标为5%左右，这一目标将如何实现引发关注。“虽然中国经济面临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2024年5%的增长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他一直主张2024年GDP增速目标应设定为5%或略高一些。

不过，在他看来，如果不能在2024年一举扭转中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以来持续下跌的趋势，由于信心问题、“磁滞效应”和人口老龄化等长期因素和慢变量的累积作用，以及外部冲击导致通胀上升，机会窗口就有可能关闭。

宏观经济层面，净出口、投资、消费是驱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其中货币、财政政策的助力非常关键。余永定认为，中国CPI通胀率接近零、PPI长期负增长，这足以说明，在宏观层面中国还有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较大空间。

GDP增长的主动力

受益于2022年的低基数以及疫情后的报复性反弹，2023年最终消费超常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2.5%。不难推断，2024年消费增速应该有一定下降，可假定最终消费在2024年为5%与GDP增速保持同步。

就出口而言，由于国际经济组织普遍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的增长形势弱于2023年，中国的出口形势或有所恶化。

“2023年我们的贸易顺差对GDP增长的贡献是-0.6个百分点。为简单计，我们可以假设2024年贸易顺差的增速是零。”余永定称。由于最终消费在GDP的占比已经明显高于资本形成在GDP的占比，2024年消费增速是决定GDP增速的一个关键因素。2024年如果最终消费增速下降到5%，2024年资本形成的增速就需有更大幅度的提高，以抵消最终消费增速下降对GDP增速的拖累。

投资增速仍是关键

问题是，在2024年如何才能使资本形成达到必要的增速以抵消最终消费增速下降对GDP增速的不利影响？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问题，我们用固定资本投资数据分析资本形成和其各构成部分的增长状况。”余永定称，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其中包含的三部分分别是：基建投资增长5.9%，制造业投资增长6.5%，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9.6%。自200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降，由2009年的30.1%下降到2023年的3%，如果投资增速不断下降，在其他因素不变条件下，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难以避免的趋势，对此应该予以高度重视。

固定资产各个构成部分应维持多高的增速，才能使资本形成的增速足以抵消消费增速下降对GDP增长的不利影响？统计局宣布202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0万亿元，但并没有公布2023年底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或资本形成）中的占比，余永定表示，根据粗略的推算，2023年底固定资产投资中三大构成部分制造业（含其他投资）、房地产业、基建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分别为50.5%，20.4%，29.1%。

就2023年的情况来看，同2022年相比，制造业的占比上升，房地产占比下降（房地产投资在2023年为负增长），基建投资占比有所上升，但是上升的幅度小于制造业。“在固定资产投资或资本形成中，政府能够直接影响的投资就是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基本是由市场决定的，房地产投资也基本如此。但基建投资由于其作为公共产品的特质，可充当政策工具，可被用来弥补总需求不足、影响经济增速。因而，在制造业投资增速可能会有所下降，房地产增速继续负增长的情况下，基建投资增速成为决定2024年中国资本形成增速的关键因素。”

简言之，余永定认为，2024年是否能实现5%的增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2024年最终消费的增速，如最终消费增速下降较多，2024年资本形成增速就需有明显提高以抵消最终消费增速下降对GDP增速的拖累。而资本形成增速是否能有明显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基建是否能够有明显提高。

财政扩张仍有空间

为了支持基建投资，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则尤为关键。

“我们能不能找到可以高效高质完成的项目是应该研究的问题。”余永定认为，如果我们没有什么可投资的项目，通过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支持基建投资就很难落实。高铁、高速公路等项目可能已经饱和，但在海绵城市，绿色能源，大飞机，医疗养老等领域增加投资的余地还是相当巨大的。

此外，鉴于美国的“小院高墙政策”、环境保护、老龄化和“少子化”以及全球传染病等问题，“基建”早已超越了“铁公机”的范畴，甚至已经超越了“新基建”的范畴。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产业链重塑和产业体系调整等方面，都需要政府投资的贡献。由于此类投资的商业回报低、风险大，没有政府的参与，很难指望私人资本会贸然在这些领域进行投资。在他看来，我们应该非常系统地思考到底应该抓哪些项目，而不是分蛋糕各个部门一块，那是低效率的。

“如果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增发国债、支持基建投资，并辅之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通过降息等措施以支持国债发放，在增加工资性收入同时增加财产性收入，2024年中国实现5%的增速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许多非宏观因素也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有观点认为，根据马斯特里赫条约，财政赤字率不应超过3%、国债对GDP比不应超过60%，而中国已经接近或超过了这两条标准。

余永定称。“这两条标准是欧元区建立之后，德国等西北欧国家为了限制南欧国家乱花钱而提出的。这两条标准没有任何经济理论根据，而且早已被西方国家抛弃。”

事实上，中国2024年预算计划的广义赤字率已超过“马约标准”，且高于2023年。换言之，2024年中国政府加大了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这是非常值得欢迎的举措。至于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是否已经足够，还需结合广义基建投资的资金需求和其他政府财政支出需求做进一步分析。

就中国的财政空间来看，2022年中国政府债务余额合计超60.7万亿元。其中，国债25.6万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14.4万亿元、专项债务20.7万亿元，可得出债务（国债+地方政府一般债+专项债）占GDP的比重为50.2%。如果把坊间所说的隐性债务加到一起（城投债规模约为60-70万亿），IMF认为2020年中国政府广义政府债务对GDP比为95.7%，并预测这一比例在2022年为110%。

即便如此，这相较于国际水平并不算高。例如，日本（262%），意大利（151%），美国（137%），新加坡（118%）。

在刺激消费上并非无事可做

尽管投资是今年最关键的一架马车，但中国在刺激消费上并非无事可做。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如萨默斯和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说明中国忽视消费的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

对于这种观点，余永定表示不能认同。在短期宏观调控中，刺激消费和刺激投资对于弥补总需求不足的作用相同，但消费还是投资的选择是现在消费还是未来更多消费之间的选择。给定“资本-产出率”，投资率越，低未来的经济增速就越低。当然，投资过度也会导致“资本-产出率”上升，从而导致未来经济增速下降。关键是要把握好度。

中国最终消费在GDP中的占比明显低于美国，但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GDP中的占比则明显高于美国商品和餐饮消费总额在GDP中的占比。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主要是美国服务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占比远高于中国，且服务消费价格明显高于中国。如果对中美最终消费的结构和价格进行更细致的分析，中美上述占比的差距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大。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政府发钱刺激消费恐怕不是最佳政策选择。

当然，余永定认为，这绝对不是说政府在刺激消费问题上无事可做。传统的消费函数不是真正的总量消费函数。在总量消费函数中还应该考虑许多其他因素，如人口的年龄构成、收入分配的均等程度以及社保体系完善程度等。因而，通过收入政策减少贫富差距，完善社保体系和医疗体系，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等都可以促进消费，因而有助于解决总需求不足问题。但应该看到，这些措施中的相当一部分已超出宏观调控的范围，且难以在短期内取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