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转型的国际经验

（明明为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我国制造业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本文通过聚焦美国及日本上世纪的产业转型案例，力图为我国后续的转型之路寻找国际经验。对于债市而言，多空因素交织下短期内长债利率预计将延续震荡走势。

▍美国：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支持。

20世纪50年代，以战后重建为契机，美国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针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相关法律。以1953年的《小企业法》、1958年的《小企业投资法》为核心，上世纪80、90年代陆续出台的《小企业创新发展法》《联邦政府采购法》和《小企业投资中心技术改进法》等一系列法案为补充，美国政府从便利投资和信贷、资助研发项目等方式推动中小制造业企业发展。

美国政府联合大学通过技术孵化器进行新兴技术培养，并致力于提升科研成果的应用效率。美国的技术孵化器通常是由高等教育机构、企业和政府机构合作创建，用于向创业者提供培训场所，以及扶持基于大学科研成果的技术型企业的发展。这些孵化器的大量科研成果由政府拥有，但政府未能充分将其进行应用转化，造成了一定的科研资源和成果浪费。针对这一问题，美国1980年出台了《拜杜法案》，其核心内容包括：一、由政府资助研究产生的成果权默认由大学保留。二、高校享有独占性专利许可。三、发明人有权分享专利许可收入。《拜杜法案》的出台，不仅提高了科研转化效率，还助力了中小企业研发喷雾器、DNA指纹技术、人造生物胰岛素等新技术。

▍日本：两次危机后产业转型的经验教训。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重化工业面临巨大冲击，日本政府积极调整产业政策，加快了对机械、电子、软件开发等产业的扶持。石油价格剧烈上涨导致日本国内众多重化工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乃至破产，对日本以钢铁、石油、化学为基础的重化工业造成了巨大冲击。1978年颁布的《特定萧条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将钢材、炼铝、船舶制造、化肥等14个行业认定为萧条产业，通过政府收购来报废设备的方式对萧条行业的落后产能进行处置。同年出台的《特定机械情报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提出要对机械、电子、软件开发等产业进行融资、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支持。这一时期，日本的精密机械、电气机械和电子产品等领域取得了显著进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型。

错判：广场协议及房地产和金融泡沫破灭后，初期日本政府的政策响应不够积极。危机前的日本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制造业，《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大幅升值后，制造业出口受到严重影响，企业利润受压，进而延缓了经济发展。为了维持经济增长，日本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和股市，90年代日本先后经历股票市场崩盘以及房价腰斩，日本陷入了长期的经济停滞。危机爆发的初期，日本政府的反应不够积极，直到上世纪 90年代中后期才实现了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共同发力。日本央行在初期选择了加息而非降息；财政政策方面也主要表现为收入端的减税，支出端并无明显扩张：1990-1992年，日本一般会计支出近乎零增长。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政策利率才降至较低水平，财政支出加快。

可供借鉴之处：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将研发作为推动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核心战略。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日本在电子、汽车、机械制造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提升了产品的性能和质量，也增强了日本制造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日本企业在精密工程、自动化和材料科学等方面的创新，使得“日本制造”成为了高品质和先进技术的代名词，并赢得了国内外的一致认可。此外，日本的研发活动还促进了产业链的现代化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债市策略：

基本面预期边际改善以及政府债供给压力是制约近期长债利率进一步下行的主要约束因素，但也应注意到央行动用降准等工具对冲政府债供给压力的预期仍然较强。向后看，本周集中出台的进出口及通胀等基本面数据将是主要博弈点，多空因素交织下短期内长债利率预计将延续震荡走势。

▍风险因素：

国内政策力度超预期变化；经济复苏不及预期；海外主要经济体衰退风险；地缘政治冲突进一步加剧。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