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医疗产品和技术，往往来自于一个愿意提供风险资本的生态系统

记者／文思敏 编辑／陈锐 美编／车玲玲

从丙型肝炎、糖尿病、胆固醇，到高血压、罕见遗传病、癌症等疾病，在近几十年里，我们这一代人从生物医学创新中获得的收益已经超过前几代人的总和。

“为什么我们能享受到如此快速的进步？”3月，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举办的一场会议上发言时，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医疗管理项目主任、策略管理教授克雷格·加思韦特（Craig Garthwaite）问道。

多年以来，加思韦特将研究兴趣放在制药业的原因在于，他认为这个领域有能力让私人市场为社会创造出巨大收益。而要获得这些有意义的收益，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支持创新，“我们要找到社会价值和经济回报中的平衡点。而这正是生物医药领域的有趣之处。”

“药物不会自己从科学工作台走到病人床边。它们首先是由企业家带来的，往往要冒很大的风险。我经常与小公司打交道，我知道一些生物技术公司的创业者每天早上醒来都担心，公司可能随时消失。”加思韦特对《第一财经》杂志说，“这就是我们获得新产品的方式，人们承担风险，然后卖给产业链上的客户，再卖给病人。因此，我们需要创业者，真正的价值正是来自于那些处于早期阶段的生物技术公司。”

这次来中国访问，加思韦特走访了许多上海和无锡的制药公司，研究如何培养下一代医疗管理领域的领导者。他认为，中国制药基于本土视角的创新已经让这一市场成为创新的源泉之一，他的下一步工作计划是把凯洛格的一个医疗管理MBA项目带到中国来，探索如何与中国人才和企业结合，达到更大的效能。

Yi：YiMagazine

G：Craig Garthwaite

Craig Garthwaite，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医疗管理项目主任、策略管理教授。他是一位应用经济学家，重点关注医疗领域私营企业和公共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曾为美国参议院、众议院和州立立法机构就医保、处方药、医保改革等问题提供证词。

Yi：疫情之后最火热的药物就是GLP-1（如诺和诺德的司美格鲁肽）。过去，医药公司其实不愿意在减肥药物开发上投入太多，因为很显然，医保不愿意付钱。你怎么看待GLP-1的成功？从中我们能获得什么样的启示？

G：首先要说的是，GLP-1是科学创新的证明。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对减肥有效的药物，GLP-1受到欢迎并不奇怪。很多政府和私人保险公司都在考虑怎样合理使用这些产品。纵观美国市场，这类药物在商业上已经实现成功，但最令人兴奋的部分，莫过于后续对这些产品更好版本的尝试。

现在，我们还有一些注射产品，可以瘦肌肉或瘦背，或者是同时瘦肌肉和脂肪组织。但减损肌肉很让人担忧，特别是对老年人来说，这会导致他们出现健康问题。我们认为真正的研发投资应集中在用于生产下一类口服产品，让它们更容易为个人所服用，或者说，真正的减肥药物研发应该减少对肌肉的关注，更多关注纯脂肪组织。

这其实是我们思考创新时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个上市的产品就是我们能拥有的最好的产品吗？不应该是这样。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BTK药物，这类产品主要用于白血病，但其实它还可以用于其他疾病。第一款产品由一家叫Pharmacyclics的公司改进，后来我们看到百济神州将下一代用药推向市场，这一款产品的安全性和疗效都更好。现在又有一个来自中国的产品即将上市，作为第三款产品，它不只是模仿现有产品，而是一个更好的版本，这是我感到兴奋的地方。我的想法是，中国会成为一个真正让人兴奋的市场，你们消费国外开发的产品，刺激创新，同时也将成为创新产品的真正来源。

Yi：你曾经提到，最佳的医疗保健政策既要利用市场力量，又不能对其雇用的公司有效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动机抱有幻想。可能存在某种理想的平衡吗？该怎么理解这种复杂性？

G：我认为每一个医疗保健系统都面临着这样的困难，即获得即时服务、创新和治疗的同时，又能提供激励机制——让人们能在未来开发产品。这些激励是市场力量的结果，也是促进这些投资的公司正确激励的结果。其中的真正困难是，如何在提供正确激励的同时，又不给企业带来过多价格上涨等方面的好处。在美国，我们有多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毕竟从历史上看，这完全是一个基于市场的系统。当然，美国最近通过《降低通胀法案》来重新考量这一问题，我们第一次考虑使用政府权力来真正控制价格。这将是一个持续的讨论，就像中国一直在讨论如何考虑医疗保险基于购买者数量因素而实施的最佳方式一样。

Yi：关于PBM（药物福利管理，一种医疗服务模式，通过第三方机构即PBM公司来管理和协调医疗保险中的处方药福利），我们了解到有一些中国的创业者也在尝试跑通这个模式，但目前还在探索之中。从美国的经验来看，你有什么建议想要给到他们吗？

G：我认为这些公司要考虑清楚，在中国建立PBM到底能创造出什么独特的价值。想清楚这一点非常重要。鉴于国际药品清单在中国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药品在国家层面的谈判力度相当大。所以，我们其实并不确定一家新的私营公司的加入能为我们创造什么价值。因此，需要弄清楚什么是最佳的处方集？该如何看待补充保险市场？补充保险会涵盖哪些内容？我们该如何考量要加入哪些特效药？如同考虑我们在谈到补充医疗保险时的那个问题，必须要有一年或更长时间的计划，不能只是注册了就想获得服务。如果我是PBM，我会考虑以促进商业市场的增长为目标，而把真正PBM的工作留给政府，因为政府通常在价格谈判方面做得很好。

Yi：我看到你在2023年11月的一篇论文里也谈到独立零售药店的生存会变得艰难的问题。我们也了解到同样的情况，这些店主认为生存很难，但又不想加入连锁机构。是否未来零售药店的生意只能连锁化？你怎么看零售药店在未来的机会？

G：是的，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药店逐渐整合，就变成了由CVS、Walgreens和Rite Aid三大连锁店主导的局面。在某些程度上，沃尔玛也是。这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是当你为全国各地谈判合同时，独立药房在谈判中的重要性会降低。这必然意味着它们在商业上的失败。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目标是确保人们能够以方便和成本更低的方式获得药物吗？我们的目标是否覆盖当地小药店？我认为市场想要的是如何以最低的成本获得轴心的模式，而不是支持或不支持独立药店。也就是说，独立药店可能需要以相对低成本和高效率的方式运营，来找到自己的空间。

Yi：疫情过后，生物医药领域仿佛又进入了一个冷淡期。你怎么看待后疫情时代的商业机遇？以及，从这一次大流行中，你如何反思我们的生命医学所面临的问题？

G：我希望我们从这次大流行中得到的启示是，生物制药技术的进步有改善社会的惊人能力，我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大流行，部分原因是通过公共卫生机制控制了病毒的传播，但主要原因是通过开发疫苗、制剂和口服药物，使人们不再遭受新冠病毒最严重的摧残。

大流行非常鲜明地表明，药品的价值远远超出了“病人”和“社会的未来”这样的范畴。

我希望我们在思考如何发展和支持全球各地的生物技术产业时，能明白它所具有的巨大社会效益。在过去的两年里，生物技术行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是利率环境造成的挑战。生物技术的真谛就是这样，高利率环境对于资本密集型、固定成本高、回报期长的行业来说是很严酷的。

关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在医疗系统层面，我所了解到的是，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运营一套非常高效的医院系统。这意味着，我们所说的经济意义上的效率，是指非常高的产能利用率，在需求突然激增或达到峰值之前，这种效率一直很高。

我认为我们低估了这些服务对过剩能力的需求。比如说，如果我们遇到全球性的大流行疾病时，是否有办法在卫生系统内建立灵活的能力，而不是把大量空置的医院闲置起来，以防不测。在美国，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来考虑未来的灵活能力。至于制药领域，我认为，人们对可随时适应新威胁的疫苗平台重新产生了兴趣，对抗生素和抗感染药物的关注也在增加。我们注意到，下一次大流行很可能不是病毒性的，而是细菌性的。这与疫苗无关，它可能将与某种抗生素或抗病毒治疗有关。

我想强调的是，在过去的15年里，我们看到中国的医疗市场日益成熟。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的创新源泉，并以独特的本土视角来解决问题，而这些问题原本不一定能在市场上解决。我这次很高兴来中国访问，部分原因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点，同时也是为了弄清楚我们可以如何结合在一起。与中国本地人才和中国本地企业的结合，会让我们掌握改善社会整体的最佳能力。

另外我想说的是，当我们观察世界上已经开发出来的伟大医药产品或医疗技术时，会发现它们都来自于一个愿意提供风险资本的生态系统，投资者相信产品会成功。因此所有的创新都是基于人们的投资意愿。显然，人们总是想说：因为已经拥有了这项技术，今天就把价格降下来，这样我们都可以获得这种技术。但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未来，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平衡，而是要向人们展示，如果你开发出了产品，市场愿意给你合理的回报，证明你所投入的资金值得。每个社会都在与此斗争，重要的是要记住，要避免某种诱惑：如果我今天可以廉价地获得东西而不必为此付出代价，最终我付出的代价会是缺乏未来的创新或获得创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