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表示,解决金融领域的矛盾和问题,关键是渡过两个难关:一是渡过大转型的风险难关,二是渡过大国博弈的金融难关。
5月18日举行的第二届中国金融学论坛上,刘元春指出,2023年10月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面临四大挑战和问题,例如我国金融体系仍然存在着金融市场结构不均衡、市场机制不够成熟、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等问题,处于“大而不强”的状态,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仍然较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高,金融乱象和腐败问题屡禁不止,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薄弱。他表示,在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过程中,不仅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在现实运行中的各种表现及其演化的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要梳理清楚这些挑战和问题产生的核心逻辑。
对此,刘元春表示,这些问题背后的逻辑是中国的超级转型,这种超级转型又与世界结构的超级转型相叠加,这就对风险管控工作产生了更高的要求。
刘元春指出,如何渡过转型的风险难关,如何渡过全面开放和大国博弈的金融难关,是我国迈向金融强国之路面临的两大关键问题。
刘元春认为,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正处于一个大转型、大升级的阶段,增长速度、风险性质、结构特征都处于关键点。这就意味着中国的金融、资产定价模式的内涵会发生根本性转变。增长速度的变化,会使宏观的无风险基准收益发生变异,出现下降。同时,支柱产业的转型、增长动能的转换、结构的大变异,意味着风险特性发生了变化,风险溢价的定价模式发生改变。
刘元春指出,现代大国冲突中,金融战成了核心枢纽,是现代大国博弈的关键。中国在迈向金融强国、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货币崛起是关键,所以未来围绕支付体系、定价权力等一定会产生超级博弈。这些变化是考验金融最关键的一点,也是整个体系是否具备应对内生风险、外生风险、非传统风险的关键点。
投行要提升价值发现和项目筛选能力、提升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服务能力、提升定价和销售能力。
人人乐退市,反映了传统零售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和新业态崛起带来的竞争压力。
中国汽车后市场已开启了一场深刻的变革,曾遍布大街小巷的汽修门店正经历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他表示,我国的产业政策长期优先于竞争政策,进而导致一定的微观层面失序,因此,目前正处于一个时代的拐点,就是产业政策必须重新定位,让竞争政策走到舞台中央,形成宏观调控与微观治理协同发力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