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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乡的童年2》导演周轶君:中国孩子的问题在于没玩好

第一财经 2024-08-07 09:25:43 听新闻

作者:葛怡婷    责编:李刚

《他乡的童年2》通过探讨不同国家的教育理念,展现了教育作为国家对公民定义的一种方式,同时也反映了各国文化对人的理解,引发了观众对于教育多样性和个体成长路径的深入思考。

2019年,周轶君探访全球教育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播出,让人们看见考试、补课、升学的单一路径之外,在世界不同地方教育的多种样貌。在见证他人成长的同时,许多人重新养育了自己,疗愈创伤,反思成长历程中那些隐藏的问题。

时隔五年,导演、主持人周轶君再次踏上旅程,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发现教育的可能性。这一季,节目组来到竞争激烈、面向未来的新加坡,以哲学思辨为日常的法国,求真务实的德国,从玩乐中寻找终身兴趣的新西兰,以及近几年热门的留学陪读地点泰国。日前,《他乡的童年2》上线优酷,正在播出。

走过许多国家,周轶君越来越觉得,教育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在第二季中,透过各国的教育理念,也看见这个国家如何理解人的存在,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

法国这一集,回答了巴黎奥运会开幕式自由、多元和松弛感从何而来。这是一个珍视人的童年阶段的国家。从婴儿阶段开始,他们将孩子当成完整的人去尊重,鼓励孩子独立思考,勇敢表达自我,注重培养人的思辨精神,尽可能多地体验生命。在法国的教育理念中,找到自己要走的路,成为你自己,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

巴黎的学生拥有双休日,每周三放半天假。在巴黎教育厅官员看来,让孩子每天八小时学习语言和数学是不可能的事情:“孩子们必须放松地学习。”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法国的失业率逐年增加,2023年为7.4%。

许多观众在看新加坡这一集时,会感叹这里的教育面貌与中国何其相似,竞争甚至更加激烈。在新加坡,小升初考试的重要性不亚于高考,被称为“小六”的阶段至关重要。新加坡小学每天下午2点放学,大量孩子涌向补习班。补习班张贴的标语是:“我来这里,不是要成为普通人,而是要成为优秀的人。”新加坡允许家庭体罚,疫情期间的网课让家长抓狂,“藤条”成为他们的训儿利器,也为自己解压。

1965年建国的新加坡,因资源匮乏选择投资于人,通过考试筛选人才,从小渔村发展成为花园国家。不可否认的是,通过这样的教育体系,它培养了大批服务于全球资本的高端人才,国家也因此充满活力,经济繁荣。

与“怕输”心态盛行的新加坡不同,以严谨著称、以制造业闻名全球的德国,背后由一种允许犯错的教育理念支撑。在德国人看来,一个从不犯错的人是没有尝试过的人。与此同时,德国的教育直面现实,在小学阶段就开设性教育课程,坦诚而透明。

“所谓教育是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是指文化当中我们如何定义人。是自由、平等和博爱,还是在既定的社会规则中超越其他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很难讲是否有绝对的好坏。”在周轶君看来,没有完美的教育。一位居住在希腊的朋友告诉她,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教育就是伤害:“孩子最初是浑然天成的状态,而教育像一把刀在人的身上留下刻痕。”如何雕刻人、塑造人,取决于社会、学校与家庭的观念。

《他乡的童年》第一季播出之后,有父母选择带着孩子移居到他们向往的教育理想国比如芬兰。体验过后却发现,现实与想象仍有不少落差。除了教育之外,还需要面临如何适应当地气候、文化和语言的问题。换一个环境,未必能够带来理想的结果,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你所认为正确的理念,也是一种方法。在周轶君看来,有时候看见差异,就是为人父母迈出的第一步。

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意识到旧的教育方式存在某种问题,也将更多选择的自由交还给子女,但与此同时,他们仍会被现实的焦虑所裹挟。

周轶君坦言,自己也有很多“忍不住”的时刻,比如在最大限度尊重孩子的选择自由之后,懊恼自己是否让步太多,丧失了作为母亲的权威。但是,如果给她再来一次的机会,她还是会选择不去过度掌控孩子的课余时间:“现在的父母认为自己知道得多,不停地为孩子去操心:上哪个小学、哪个中学,假期要去哪个夏令营,上什么培训班。有时候父母别那么使劲,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自己选择,可能真的会不一样。”

在德国一所较为偏僻的小学,实行着一种让学生自主规划学习进度的教育方法。今天学什么科目,学到哪里,全由学生自己决定。当然,这意味着老师也需要尽职尽责,解答学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这种学习方式带来的一个好处是,孩子普遍拥有较强的自驱力,升至中学后也往往会展现出更强的学习能力。女校长告诉周轶君,很多孩子从出生到长大,每天都在被告知要做什么:“什么时候该起床、刷牙、洗脸,他从来没有为自己做过选择。”

在周轶君看来,这种教育理念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小孩子最原始的欲望是长大成人。看着周围的这些大人,他也想主宰事情,想变成大人。但很多时候,我们把这种欲望剥夺了、压抑了。”

中国家长一直在寻找一种去杂质的生活方式,无法接受孩子偏离既定轨道。周轶君觉得,如果孩子在小的时候能够长出一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能力,并且有强烈愿望要去实现它,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只要不是坏事,为什么不让他去尝试呢?我们不是要替孩子做选择,而是可以帮助他们建立思考的过程。”


专访周轶君:“卷”里有很大的盲目和荒谬

第一财经:新加坡与中国国情差异很大,为什么在“卷”这件事上如此一致?

周轶君:一方面,新加坡资源匮乏,需要培养大量的精英为国际资本服务,把国家治理好。另一方面,他们有一种心态叫“怕输”。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态,实际上就是相互比较。

在新加坡,学习成绩不好未必没有出路。我们采访的人工智能研发工程师“小六”考得不好,没有上过大学,也可以凭借努力实现梦想。可是家长为什么还要这么“卷”呢?

有一个妈妈告诉我,因为所有家长在一开始都觉得自己的小孩是天才,从一开始就不能输,要和别人去竞争。新加坡的教育局倡导因材施教,认为这种小学阶段的竞争带有盲目性。他们要求孩子下午两点放学,按照各自的喜好发展特长,结果孩子们全去补课了,这不是教育局的初衷。我想让大家看到,“卷”这件事情里有很大的盲目性和荒谬性。

第一财经:你提到,教育没有绝对的好坏。如果从孩子的视角出发做选择,我可能会选择在德国接受教育,而不是新加坡。

周轶君:如果我是你,也会这样选。之前我看到一篇文章讲郎朗学琴,他的父亲当年会说非常狠的话去逼迫他,郎朗成才了。有人问郎朗的老师加里·格拉夫曼如何看待郎朗的学琴经历,他说,首先得知道郎朗是有天分的,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逼得出来”的孩子。我们也看到,王羽佳没有被这么逼过,她也成才了。有时候,这种因果关系不能太看表面。也许郎朗当年没有被这么逼迫,也能成才。什么是最适合他的方式,我们不知道。童年教育说不清楚的地方在于,它没办法再来一次。所以我们应该尽力了解孩子的可能性,再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

第一财经:在新加坡这一集里,你提到激烈竞争下成长的孩子可能会将成功归功于自己,忘了这是与他人协作的结果,这种思维可能会造成哪些影响?

周轶君:新加坡的一位专家认为,人通过“精英主义”的教育体系,会觉得所有东西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得到的,赚到大钱、拥有社会地位,都是自己挣来的。如果有人做不到,是他不够努力、不够聪明。包括职业分工之间的鄙视,用财富、收入来判断人。如果你有钱、考名校,那说明你好,这种观念,掩盖了这个人真正是谁。

第一财经:在谈到德国职业教育时,有一句话叫作“只有分工,没有贵贱”。但在中国,不少家长目前还是比较难以接受孩子分流到职业学校。

周轶君:这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过去大家确实形成了一定成见,认为职业学校不太好,风气不好,学历低。在德国,职业学校毕业的人收入并不一定比本科生低,有一种说法,一个资深的水管工人挣得不比大学教授低。我们谈到教育的时候,除了说学校、教育局应该如何,社会观念的转变也是非常重要的。

新加坡教育局很早就倡导不要补课,“小六”考试的积分制度也改变了,比以前更宽松,可是所有家长都在传,越改越要“卷”,社会观念还是没有变。德国可以做到,是因为社会观念认可工种没有贵贱之分。

社会观念的改变是一件特别困难、特别缓慢的事情,但并不意味着改变不了。法国是一个最重视童年的国家,生育率在欧盟排名第一。但是我们采访的一位妈妈,她的祖母,甚至她的妈妈,对孩子也没有那么尊重。他们对孩子的尊重来自于法国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的共同努力,可能需要几代人观念的改变。

第一财经:近几年,大家对儿童心理问题、青少年抑郁的关注度似乎比过去更强烈,这是否意味着社会观念正在发生转变。

周轶君:也是因为问题越来越多,需要非常重视。这涉及大家对于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家长能不能接受孩子在成长的道路上走错一步,比如,哪次没有考好。纪录片里我们采访的小孩,后来“小六”有一科没有考得那么好,没有进入非常理想的学校。他的妈妈也在反思,觉得孩子虽然没有去到想去的学校,但在新的学校会有不同的经历和收获,这对孩子来说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应该学会接受这种计划外的事。

第一财经:在《他乡的童年2》线下观影会,有一位母亲提到,她在看纪录片的时候感觉内心很平静,一回到现实生活,又会被大量的信息所裹挟,在普遍焦虑的环境中,如何做到不被影响?

周轶君:家长自己也是这么过来的,我们都是被过去的观念所塑造的。当你发现别人的孩子都上名校了,你的孩子读职业学校了,肯定会觉得丢人。除非这个国家非常认可职业学校,也根本没有所谓“名校”一说,那你可能不会这么焦虑。我们的确会受到环境、观念的影响,我们都身在其中,我自己也无法完全摆脱。我们这一代父母已经开始接受教育上的新观念,和我们的父母辈已经很不一样了。

如何不被普遍焦虑的环境影响,每个人的答案各不相同。就像我们在新加坡这一集中采访的妈妈,她希望儿子能够考出好成绩。当事情没有按照预期发展时,我们该如何应对,是生气,还是接受?我觉得要有耐心,尝试去理解。

新加坡的一位补课老师说,她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父母没有让她补过课。我们不知道她的父母为什么内心这么强大,你看她的性格,很快乐。可是在我们剪片的时候,有同事开玩笑说,所以她现在只能当补课老师。这就是外人的判断了,而不是她自己心中的得失。所以要分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成长,什么是他人的感受,这是两件事情。

第一财经:第一季在日本,这一季在德国,都谈到了一件事,最好的童年是有选择的童年,所以你认为给孩子自主权是很重要的?

周轶君:德国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兜底,它不是让你不去尝试不犯错,比如性教育,不是让你不去实现欲望——不能谈恋爱、不能早恋、不能和别人亲密接触,而是底线就是别怀孕。但我们的管理通常是欲望层面的管理,不能去玩、不能恋爱。小孩子最大的愿望就是长大成人,如果你掐死了,会对后面许多事情产生影响。

第一财经:你提到,这次在法国、新西兰,最大的触动是看到孩子们都很自信,背后的原因是否有相似性?

周轶君:他们小时候长大成人的欲望没有被拿走,至少没有拿得那么干净,很小就能自己做主、自己选择。在新西兰,拿走一点限制,所谓的限制就是大人的担忧,而不是真的安全问题。稍微拿走那么一点,就能长出来自主、创造力。就好像养花,把上面盖的一层玻璃挪开,它就自己长出来了。

第一财经:反思旧的教育体系的同时,也需思考新的方法如何建立,从家庭、学校、社会的角度,我们可以从纪录片中得到哪些启示?

周轶君:教育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家庭教育是父母的三观,社会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教育是如此复杂,我认为家庭教育的影响比学校更大一些。家庭内部如何看待教育非常关键,父母可以从自己的角度为孩子做一些加减法。

德国这一集,你可以看到,孩子与孩子之间的推搡都没什么事。在中国,很多小学老师花很多精力调解家长矛盾,有时只是同学之间的口角或者擦碰,结果居然会有家长为此在校门口打起来,甚至需要警方介入。这带来一个更严重的后果,为了减少类似事情发生,学校命令学生课间不能出去玩,不准下楼。孩子们没有自由活动,没有玩,身心怎么健康?

新西兰这一集,你会非常惊讶他们能玩到那种程度,撒野、挂在树上,但他们不会互相伤害。有一项科学调查发现,孩子玩彻底之后,学校几乎没有霸凌事件。霸凌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孩子觉得太无聊了,所以欺负别人。中国孩子的绝大部分问题在于没有玩好。我们要正视人的欲望和冲动,而不是压抑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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