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位置、气候、疾病……影响一个国家兴衰的因素有很多,在新书《晋朝的死结》里,作家沈刚提出一个观察的新维度:主流意识形态或者说价值观。
晋朝是中国历史上九个大一统王朝之一,西晋是继秦、西汉和东汉之后,第四次形成的大一统政权,也是魏晋南北朝三百年历史里,唯一出现过的统一王朝。但是,在大一统王朝里,晋朝存在感最低。西晋从统一到崩溃仅有37年。挺过亡国危机的晋元帝司马睿南渡,重建东晋,又出现皇权持续衰弱、高级士族轮流掌权现象,被称为“士族与皇权的共治”。公元420年,随着晋恭帝禅位给刘裕,国号改为宋,历时155年、历经15位皇帝的两晋退出历史舞台。
沈刚在研究晋朝的历史后认为,晋朝之所以国祚不长,是因为从建国之初就陷入一个死结,统治者提倡的主流核心价值,跟现实政治操作是对立、冲突的,形成晋朝国家治理中的结构性矛盾。而这个矛盾在被司马懿篡权的曹魏政权,同样存在。
沈刚对历史的这种理解与自身经历有关。他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从小就喜欢文学和历史,小说《别了,十八岁》获过《萌芽》文学奖,曾经是上海市作协年龄最小的成员。大学毕业后,沈刚做过杂志、报纸编辑,上世纪90年代末离开媒体,创办广告公司,主要做企业品牌推广。他经历了中国经济3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也见证了很多中外顶尖企业的成功、扩张、挫败。在此过程中,沈刚认为,品牌和企业沉浮的规律,与五大维度有关:大环境、价值观、方法论、组织保障和资源动员能力。
也是在这时,沈刚阅读了历史学家许倬云的一系列著作,《从历史看组织》等跨界作品对他影响很大。沈刚觉得,历史更多是研究组织或团体的兴亡得失,这和自己从事的工作有很多相通之处,于是萌发了从品牌主题运营系统多个维度,重新研究中国历史、叙述中国历史的想法。2022年,沈刚出版《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剑雄评价说,作者虽然不是历史系专业,但有独特视角。目前,《兴亡》已经加印4次。
“《兴亡》是我第一次从事历史写作,写的又是通史性质的作品,不能出错是我的指导思想之一,总体写得比较中规中矩。那本书以主要帝王评传为线索,很多想法我没法深入,但是在写作过程中也酝酿出新的计划。”沈刚说,他尤其对晋朝历史感兴趣,在新书《晋朝的死结》中,聚焦这个短暂又被忽视的王朝,从企业管理者角度提出新的解读。
魏晋风度背后的“双面人”
第一财经:晋朝是九个大一统王朝之一,为什么在历史上存在感很低?你研究了晋朝历史后,有哪些新发现?
沈刚:历史上晋朝被忽视,和《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有关,因为小说的影响,大家对分裂时期的三国历史和人物非常熟悉。晋王朝的实际开拓者司马懿,在《三国演义》里也是作为诸葛亮的对立面被描述,再加上还有千百年来流传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样的话,都是对司马氏家族易代革命的否定,自然在民间,对三家归晋之后的历史就了解不多。
历史上晋朝的形象也很负面,比如被公认是最黑暗、最屈辱、最不幸的朝代之一。所谓两晋最黑暗,实际上出于晋朝得国不正的认知。司马氏父子在夺取曹魏政权时,大量屠杀反对的大臣、名士,皇帝曹髦更是被当街刺死,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公开杀死的皇帝。司马懿也很残暴,平定了辽东公孙渊割据政权后,大开杀戒开始屠城。
晋朝被认为是最屈辱的朝代,主要是因为北方少数民族第一次大规模逐鹿中原。永嘉年间,匈奴士兵进入洛阳后,太子宗王、士族官僚、百姓民众,大约有3万人在大屠杀中丧命,“永嘉之祸”的惨烈程度,远胜过北宋末年的“靖康之耻”。
疫情期间有两年时间,我被迫减少工作,但有更多时间读书,重新静心通读了《三国志》《资治通鉴》等诸多史书后,我认为大众熟知的对晋朝的历史评价并不全面,比如很多人将西晋政权的崩溃归于晋武帝恢复分封制、统治集团的腐败等。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在早期的确施行过屠杀,得国不正,但晋武帝司马炎堪称帝制时代的一代仁君,假如历史给他充分的时间和机遇,他可能和汉文帝的功绩相比拟。后面继位的晋朝帝王,基本上也都算善良,所以晋朝实际上并不算是一个暴政王朝。
但晋朝为何不像周、汉一样,延续几百年呢?就是晋朝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出现结构性矛盾,这个对立成为系统死结,这也是《晋朝的死结》全书的最主要线索。
第一财经:历代王朝在国家治理上都有很多问题,你为什么要关注晋朝?
沈刚:晋朝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上承秦汉大一统,下启隋唐大一统,同时西晋王朝又在魏晋南北朝的动乱时代,短暂地实现了统一。这样一个王朝的兴亡,能为我们看中国历史提供特别的启发。
秦汉第一帝国以后,特别是汉武帝以后,儒家的思想统治地位被正式确立。儒家强调天命,所谓天命就是大自然的法则,从政治学角度而言,天命意味着王朝、君主统治的合法性或者正当性。汉武帝把儒学作为国家统治理论,代表了统治者公开倡导的价值观。
西汉末年出现王莽篡汉,但光武帝刘秀重建东汉,经过他的治理,东汉也成为在中国两千年历史上,以儒家价值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可以说,这时的汉朝达到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历史“双高”峰值,汉室享有天命的合法观念也深入人心,士民自愿接受汉室统治,忠于儒家、忠于汉政权、忠于皇室三位一体,儒家意识形态转为维持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巨大向心力。
为什么仅仅100年多以后,到了魏晋南北朝,尤其是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就脱儒入玄,不再相信儒学,改为追求玄学呢?里面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晋朝有一个先天性的结构性矛盾,或者说合法性不足。晋朝代替曹魏的过程中充满血腥,废了一个皇帝,杀了一个皇帝,尤其是曹髦意识到司马昭篡位的政治野心,不愿意配合他做政治表演后,竟然被当众刺杀。这种大庭广众下的弑君行为,发生在忠君思想深入人心的两汉之后,严重冲击儒家文化底线,虽然没有影响司马昭最终代魏建晋,但产生及其负面的影响。
当司马氏建立起晋朝政权后,为了统治,要继续高举起儒家旗帜时,士大夫就觉得统治者太虚伪了。但他们迫于政治高压不敢说,有的做“双面人”表面配合,有的拼命喝酒,各种放浪形骸,于是有“魏晋风度”。魏晋南北朝也发生思想大转变,士大夫只孝不忠,造成社会撕裂,我称之为死结。
晋朝这种先天性的结构性矛盾,或者说合法性不足,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魏晋南北朝没有实现统一,出现四五百年大混乱,根子就在晋朝。无论是曹魏司马政权,还是后来的宋齐梁陈,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秦汉第一帝国的合法继承人,都用禅位的方式改朝换代。替代者认为,前一个王朝有天命,但我更有,把自己包装成合法继承人。实际上这样的“天命”是他们自认为的,越到后来越没有合法性,都是因为统治者提倡的,跟实际做的违背,有结构性矛盾。
管理企业与大历史写作
第一财经:但是唐太宗李世民得位也不正,发起玄武门之变,杀害兄弟、逼迫父亲退位。这些做法同样是严重挑战儒家伦理道德,为什么历史对他评价就更高?
沈刚:李世民有部分鲜卑血统,来自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是北朝政权出来的人。北方游牧民族的皇位继承规则和汉族不一样,特别是像匈奴这些地方,不是嫡长子制度,是强者争位,或者说强者得位,就是谁厉害谁来当统治者。所以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政权相比,没那么多历史包袱,不存在曹魏和晋朝司马氏政权篡权后面临的“天命”死结。
李世民获取政权的方式当然是暴力的,政权开始也是血腥的,但政治学上讲,统治一个地方好不好,主要看两个,合法性、有效性。李世民首先通过暴力和血腥建立有效性政权,把政权巩固后,就去解决合法性问题。这时,他向中原文化学习,把儒家知识分子融纳入统治体系,学习儒家文化的过程,就是士大夫、北方民众认可唐朝政权合法性的过程。最后,李世民以隋炀帝的失败为镜鉴,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统一的王朝。
但是李世民这样的得位手段,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之后的唐朝,几乎每位统治者更替都很血腥。李世民的儿子李承乾谋反,他把太子废掉让李治继位,给了武则天机会。武则天为了当皇帝,杀死儿子李贤。中宗李旦病重后,韦后为了效仿武则天,又联合女儿安乐公主毒死中宗。唐玄宗通过斩除韦后上位,又诛杀太平公主巩固政权……唐朝之所以有那么多血腥的宫廷政变,就是李世民开了一个坏头。所以唐实际上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的,融合各方少数民族的政权,到宋经历了唐宋变革,胡汉又一次分治。
第一财经:对,去年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吴铮强写了一本书《官家的心事》,就是研究宋朝宫廷政治,总体来说宋朝宫廷政治在历代王朝里都相对文明,除了宋太祖神秘死亡比较血腥,后面皇位继承时,没有出现把竞争对手直接肉体消灭的情况。
沈刚:宋朝是从宋太祖、太宗到仁宗朝时期,确立起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与平民士大夫共治的统治制度。这是多少年来儒家知识分子、士大夫的追求。其实“共治”要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东汉的两次党锢之祸。
因为党锢之祸,汉桓帝和汉灵帝因此被儒家贴上昏君的标签,实际上这两个人昏庸归昏庸,但不残暴。他们是外藩继位,没有接触完整的儒家经学教育,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就凭本能重用宦官。因为宦官有两个好处,第一,没有后代,自然对皇位没威胁。第二,很听话,而汉朝的士大夫有他们的价值观,要把儒家思想放在皇帝前面,不完全是皇帝说什么就做什么,要皇帝按照儒家的要求来施政。这种情况下,汉桓帝、汉灵帝当然觉得宦官好,就造成“党锢之祸”。
特别第二次“党锢之祸”,大将军窦武和太尉陈藩密谋武力铲除宦官势力,如果那次政变成功,很可能就和皇帝达成共治的共识。三国蜀汉政权就是这样,诸葛亮也是权臣,他跟刘禅之间的关系就是共治的雏形,从这个角度说,指责刘禅为“付不起的阿斗”,是庸主有点不妥。
东晋完全是君主和士族共治,所谓“王与马,共天下”,但那种共治是士族专政,最后变成了几大门阀家族垄断国家政治的局面。到了宋朝,科举制度全面推进,越来越多平民士大夫通过科举考试,相对公平地进入统治体系大门,促进社会阶层顺利流动,最后宋代政权演变出君主专制前提下的与士大夫共治,达到比较良性的政治形态,宫廷政治在历代王朝中也相对文明。
第一财经:你的人生经历比较丰富,办企业的经历对你做历史写作,有哪些影响?
沈刚:传统历史写作可能更多从理念出发。历史其实就是研究团体或者组织的发展规律,做过团体管理的人来做历史写作,可能会更有全局视角,共情能力更强一些。
比如士大夫评价汉桓帝、汉灵帝,觉得他们“昏虐”,“亲小人远贤臣”。其实站在管理者的立场,昏君就是现在说的弱势领导者,他们决策力是差一点,但是总体来说社会整体气氛还是宽松的,才老是被士大夫骂。
但是如果生在秦始皇、汉武帝的时代,遇到一个强势的暴君,还想秘密发动政变诛杀皇帝身边的宦官?早就被灭九族了。司马迁也就是对汉武帝提了点不同看法,就被直接宫刑。而在汉桓帝、汉灵帝的时代,士大夫是有机会表达的,甚至希望皇帝能按照他们说的那套儒家制度来统治。
晋朝也是,它当然有很多问题,一直被批评说很黑暗很残忍,但第一个皇帝晋武帝司马炎以后,继任的皇帝其实还是比较弱势,大部分都蛮善良,有些有点无能,或者短命、懦弱,掌权的都是士族。整体来说,这些士族饱读儒家经书,有价值观,和历史上的王朝相比,晋朝社会横征暴敛、自上而下的压迫其实不是很严重,艺术、文学、思想都比较宽松。司马炎“太康之治”时期,社会经济有一个迅猛发展时期,人口急剧增长,《食货志》还曾夸张地说,当时天下几乎没有一个穷人。
晋朝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抵抗住北方少数民族,造成中原流血千里,影响后面几百年的持续分裂和大动荡,造成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作为统治者肯定要负责任。
《晋朝的死结》
沈刚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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