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2024诺贝尔经济学奖想到的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在“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方面取得研究成果的制度经济学派研究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Robinson）。阿西莫格鲁曾与搭档约翰逊和罗宾逊共同创作数篇论文，其中有他和罗宾逊一起编写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

这让我想起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印度裔美国学者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他和埃斯特·迪弗洛合写了《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一书。两位研究者通过实证探究贫困的根源，发现处在贫穷状态中的人和普通人在欲望、弱点以及理性的层面上，实则差别不大；而区别在于，贫困的境遇，导致穷人接受信息的渠道受限，造成许多小错误，并产生恶性循环。他们的研究对提高了人们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有重要贡献，以实验为基础的新方法也改变了发展经济学。他们研究工作的意义，使经济学意识到不仅仅要关注金融股票市场或是理论研究，同时更应关心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比如贫困。

有趣的是，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从另一个视角，再次关注到了广义的贫穷这个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共同研究的成果，即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中回答了究竟是什么造就了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他们的答案是：制度。而国家间贫富的差距，正是源于制度的不同。三位获奖者在制度经济学、技术变革与长期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将历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整合起来，构建了研究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全新框架，阐明了制度在推动或阻碍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入探讨了技术变革对劳动市场和社会不平等的影响，揭示了包容性制度在实现经济繁荣中的关键作用。他们的研究表明，包容性制度能激发创新与经济活力，而掠夺性制度则抑制社会进步，这为解决当今世界经济中的不平等和增长停滞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也为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在深入研读《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部著作的同时，我联想到了另一位出生于奥地利的英国知名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 – 1992），他被广泛誉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及社会思想家之一。哈耶克的立场与制度经济学向对立，他坚持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主要代表作包括《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致命的自负》和《自由秩序原理》等。

哈耶克是近百年来的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也是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英美保守主义浪潮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理论也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作为自由主义代言人，哈耶克是凯恩斯主义的坚定反对者。

1929年-1933年期间，世界经济经历了大萧条。彼时，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崛起，哲学家们和经济学家们对自由市场体制产生了严重怀疑，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举起自由主义的大旗，将那种怀疑称之为“用通向天堂的美好愿望来铺设一个国家通向地狱之路”，指出这必定会在政治上走向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认为，自由社会的制度是一种自发的过程，这种制度的形成是竞争及参与者互相作用的结果，这种自发形成的制度包含了所有人所知道的互不相同的信息，而竞争过程也使人无法垄断制度设计和形成机制，因而无法利用这种垄断来损人利己，所以信息的合成过程会将信息传递中的歪曲降到最小。相反，制度性的乌托邦主义制度是思想家为社会总体设计的一种制度，它不是自发地在一个竞争过程中形成的；它包含的信息量受某个思想家所知信息局限，不可能是亿万人交互作用、将不同的信息综合使用的。在《通往奴役之路》及《致命的自负》系列著作中，哈耶克强调，用所谓“建构主义”方法论，企图以智者的伟大思想设计并指导纷繁复杂的社会实践，是一种“致命的自负”，最终都会以牺牲人类的发展或生命为代价。人类的知识和理性是有限的，我们无法完全理解和预测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他强调了市场机制的重要性，认为自由市场能够通过价格信号和竞争引导资源的合理分配，从而实现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而集中计划经济往往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和浪费。

在20世纪，西方思想界面对的两大核心问题是，如何解释纳粹德国和苏联模式的存在与失败。不同于西方主流观点（认为纳粹德国和苏联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模式，即纳粹是“非理性“，苏联是”超理性“），哈耶克用“理性的自负”理论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比较和分析，认为这两种模式的病根是同源的，都来自于理性的自负。这一点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出版的著作《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中找到了根本依据，书中阐述了这样的论断：“普鲁士的观念要求每个人应当成为国家的公务员, ……, 未来的国家将是一种官吏治理的国家。到底是商业统治国家，还是国家统治商业？必须由德国来为世界解决这个决定性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揭示了德国在出现经济复兴（GDP在1932-1937之间增长了102%、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的同时，产生了纳粹主义的渊源，以及农业受到国家全面控制所埋下的风险，经济最终随着战争体制的失败而破产。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权力强制统筹安排，计划经济体制本质上无法解决激励相容和价格信号有效传递的问题，导致知识的消亡和经济的崩溃。理性的自负导致认知的偏执，事与愿违，最终走向覆灭。哈耶克告诫人们，理性的自负之所以致命，是因为我们很难逃脱一种诱惑，就是想用理性去做整体设计，因为这给了我们一种期望，即用整体规划能够摆脱或征服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它带来的焦虑和不安，但是这是一个虚幻的期望。必须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的必然无知，清楚地知道人类的知识总是有局限性的，必然包含着物质的一面。

理性有两个作用。一是追求知识的终极，但理性并不能穷尽所有的知识（正所谓“知道的越多，就会发现不知道的也越多”），如果奢望用理性去穷尽知识进而驾驭世界，这就是理性的自负。二是认识到知识本身的局限性，对此保持审慎和怀疑。计划经济的弊端是自负地认为人类可以获得充分的知识进而能够设计完美的秩序。在哈耶克看来，这在实际中是不可行的。哈耶克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提出了“自发秩序”。秩序能够自然生成、自发演化（语言、习俗、法律皆为例），正如鲁迅在《故乡》中所言：“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可以说是“自发秩序”中最经典的例子了。市场自发地提供了一个交换系统，这个系统把消费者千差万别的需求汇聚在一起，为定价提供了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就是市场价格。在市场价格的形成过程中，一个没有经过可以设计的秩序出现了。既是没有人能够可以获得全部的信息和知识，但市场本身也能自发调节、形成最终合适的价格。这与计划经济中的定价机制（理论上人为地设定商品价格进而以此规划和调整整个经济体系，以期社会资源得到完美的配置）大不相同，没有人能做到全知全能、没有人能掌握所有的知识和瞬息万变的信息，因此完美的合理性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实际中都是无法实现的。由人为集中的计划来决定价格和资源配置的方案，总难避免片面和武断，很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哈耶克并非反对所有的计划行为，他警示我们的是反对妄想用理性扫除无知的“理性的自负”。他提醒人们，人类必须认识到“人类的必然无知”。

如果我们接纳警惕“理性的自负”理论，就必须坚持时时采用“批判式思维、结构化思维、系统性思维”的方法。这也是近些年来我在各大商学院讲述《可持续商业战略》以及《可持续商业领导力》课程中积极倡导和反复强调的关键点，让EMBA、MBA学员们培养起来谨慎思维的行为习惯，帮助他们成为真正有智慧的决策者和领导者。由此，我也想到，哈耶克的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的论断本身，是否也进入了他自己所说的那个致命的“理性的自负”？

在奉行完全的自由主义经济的背景下，趋利性会被发挥到极致。上个世纪60年代产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倡导的“股东利益最大化”、“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赚取利润”影响下，出现了一系列不顾破环自然生态环境的投机行为、以及财务造假、金融危机等严重的经济秩序问题，甚至对社会秩序和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又比如，当经济下行时，市场经济当中的资本趋利性恶行膨胀，产生裁员、减薪、停产，将资本从实体经济中析出，导致企业倒闭，金融市场坏账大幅度增加等一系列诱发经济危机的危险。在这各时刻，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如增发货币，主权信用发行国债、资金统一用于基础建设，促进产业升级，拉动经济，增加就业等）操作能有效地抑制经济“自发秩序”的不断下滑。

自西方哲学之父、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之源”伊始，西方就打开了人类“理性”的大门，德谟克利特（原子论）、赫拉克利特（火本原论）、巴门尼（存在论）、毕达哥拉斯（数本原论）、以及后来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奠定了“理性根基”，主导了从“神创论”向理性主宰的演化脉络。随后在经历了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洗礼之后，欧洲爆发了工业革命，成为了世界理性的中心，也使得自然科学获得了突破性发展。此后人类萌发了“理性的自负”，认为有能力主宰整个世界。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拉普拉斯曾说过，宇宙就像时钟那样精确运行，如果知道了某一时刻宇宙的完整信息，我们就能够知晓它在未来和过去任意时刻的状态。“唯科学论”和“决定论”等过度的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繁盛起来。哈耶克所批判的正是这种人类的盲目自大的自负。

今天这种自负，在社会上仍在流行和蔓延，我们必须对之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