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在2024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张军扩指出,当前制约经济回升向好和影响市场主体预期信心的深层原因,一是发展阶段和结构性的,二是体制与政策性的,三是外部冲击性的。
张军扩表示,进一步深化改革要聚焦重点问题回应社会关切。宏观政策的主要任务,主要是防控风险,并为调整转型过程创造有利市场需求和要素供给的条件。而体制政策问题和外部环境问题,则主要依赖于政策调整、深层改革和高水平开放,这应当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宏观经济治理的重中之重。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平稳回升的态势。一方面,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符合预期目标,经济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继续呈现新亮点,特别是九、十月份以来,各项指标呈现边际改善,市场活力也有所增强。另一方面,国内需求不足、企业利润下降、社会预期偏弱等问题依然突出,宏观指标与微观感受之间仍然存在明显温差,经济稳定回升向好的基础需要进一步筑牢。
张军扩认为,当前制约经济回升向好首先是发展阶段和结构性的。当前我国发展正处在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房地产供需形势的显著变化及其对内需的深刻影响。此外,消费需求的持续不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阶段性变化影响的一个结果。
体制和政策环境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中全会确定的一系列重大改革需要加快推进、落地见效;中央提出的建立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的任务需要进一步贯彻落实;以及营商环境方面面临的一些深层问题,比如隐形壁垒、隐形歧视和不公平竞争问题、新官不理旧账、账款拖欠、知识产权保护不力问题等等,有待于通过采取进一步更加有效的政策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外部环境恶化也严重影响预期。张军扩指出,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遏制打压的不断加剧,以及地缘政治博弈背景下的供应链重构,不仅对我国对外贸易的稳定性造成冲击,也造成中国制造业订单大规模转移,推动了中国企业成建制地产业链外迁,对中外企业预期信心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当前制约经济稳定回升的因素,表面看是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深层原因则是结构问题、体制问题和外部环境问题。结构问题需要有一个逐步调整和转型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张军扩说,下一步,要按照中央已经明确的方针,在继续推动宏观调控政策落地见效、持续增强宏观刺激政策力度的同时,围绕稳预期强信心这个核心任务,加大改革力度,突出重点问题,回应社会关切,进一步增强改革对经济回升的支撑作用。
他强调,一是要把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要求进一步落到实处;二是要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着力保障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三是进一步增强政策环境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四是要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努力扩大对外开放,不断优化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
当前,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进一步增强政策环境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对于当前进一步稳预期强信心、巩固经济回升向好基础尤为重要。
张军扩表示,相关调查显示,影响企业家预期和信心的最大因素,并不是市场环境的变化,也不是相关政策的必要调整,而是政策环境的稳定性或可预期性。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有利于企业家形成长远眼光,进行长期投入。相关政策的调整,无疑都会使相关企业的运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并对企业盈利能力、竞争格局甚至生死存亡等产生很大影响。企业为了适应新的政策要求,往往不仅需要增加新的投资,而且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调适。
“因此,政策的调整,一方面要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做好新旧政策的衔接,按照法不纠既往的原则,处理好存量与增量的关系,政策的酝酿、颁布与实施要有一定的提前量,从而给相关企业的调整留下一个必要的合理的过渡期。另一方面,要尽可能明确各项政策调整的规则、程序、细则,减少调整的随意性和自由裁量权,增强政策调整的可预期性。”张军扩说。
总的来看,2024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制造业发展提速,装备制造支撑作用较强。
稳妥处置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持续强化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和数据等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龚正说,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参事开展工作,努力为各位参事履职尽责创造更好条件,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齐心协力把各项工作做好。
涉企行政检查是企业最关心、反映最多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