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应对下行压力，需要宏观政策、行业政策和改革政策协同配合

增长下行压力下，稳增长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政策组合？初步的回答是，稳增长需要三方面的政策相互配合。

一是宏观经济政策。所谓宏观经济政策就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经济过热时收紧政策，经济低迷时放松政策。今天讨论稳增长，主要是指如何提振经济，因此货币宽松和财政宽松是基本做法，这也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做的。

宏观经济政策主要适用于短期逆周期调节。“没有一个经济体是靠印钞票走出经济困难的”，这提醒我们，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采取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应对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连续两年三年甚至五年十年一直依赖政策宽松，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二是行业政策。我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除了受到一些短期冲击（如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部分行业因为成本逐渐提高和市场环境变化而失去了竞争力，正在快速退出，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新兴产业不断进入市场来支持经济增长。这种情况下，行业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

以当前面临的问题为例，房地产行业持续下行使得稳增长变得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在我国经济体系中，房地产对于投资和消费的影响都非常重要，如果不能稳住房地产，其他稳增长措施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我们过去的一项研究表明，近十几年来宏观经济波动背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就是建筑和房地产行业——早期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后期就是房地产。

行业更新换代带来经济下行压力，意味着旧的产业在不断退出，但新的产业增长不够快，这要求我们抓住两重问题：一方面，想办法为新兴产业的兴起创造更好的环境，这是行业政策的重要意义，虽然行业政策可能见效相对较慢；另一方面，对于像房地产这样对整个经济具有巨大影响的行业，即使我们知道它难以像过去那样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多年，也需要在短期内稳定其行业发展，控制其负面拖累。

从根本上讲，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还是要看是否有新兴产业出现并支持未来增长。我国目前新兴产业存在的问题一是总量不够大，二是创新过于集中。

例如，我国“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发展很好，但体量还不够大，还不足以支撑下一轮中国经济增长。同时，“新三样”产业非常集中。需要思考如何通过政策引导行业适当调整，尤其是地方政府政策，促进创新更加多元化发展。

三是改革政策。随着中国经济从要素投入型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型增长，经营环境的改善尤为重要。短期看，改革政策有两大任务，一是提升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提高民营企业信心。

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创新的主力，近年来表现得尤为明显。一定要意识到，民营企业对创新非常重要，对下一轮中国经济增长也非常重要。近期我们出台了很多改善民营企业环境的政策，关键是要把这些政策落实到位，切实提升民营企业信心。

总之，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实现稳增长，宏观经济政策、行业政策和改革政策三个方面的配合非常重要，仅靠单一政策可能难以达到理想效果。不过在不同时点，政策重点可能有所不同：当总体经济相对平稳但某些产业下行时，行业政策和改革政策应该成为重点；当经济确实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特别是受到一些内外部冲击时，可能需要更多考虑宏观政策来支持增长。

去年9月一揽子增量政策推出之后，经济指标出现明显改善，证明宏观政策发挥了作用，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GDP表现总体不错。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未雨绸缪。第一季度经济表现“不错”，但并非十分“强劲”，因此还需对下阶段可能出现的下行风险做好心理准备。

决策部门显然对下阶段可能出现的下行风险有所准备，今年两会强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至于具体会采取什么措施，这本质上是一个数据驱动的政策反应过程——经济表现好，政策应对会相对温和；经济表现差，政策应对会更加积极。

美国加征关税对经济的冲击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对于未来局势演变难以准确预测，但在当前环境下，高关税带来的短期经济冲击可以预见，只是会持续多长时间尚不明确。

短期政策应对方向应该很明确——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稳定局势。当前受直接影响的部门和行业比较明显，如果要加大宏观经济支持，可能需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力度较大的宏观刺激政策可以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国内消费，不仅有利于稳定增长，也可以避免受到美国关税限制的大量出口转口到其他市场如欧盟、东盟，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担忧。

去年以来，政府已经出台了许多支持消费的举措，期待近期内能见到一些效果。农民工市民化政策不仅有利于公平，也有利于扩大国内消费。与此同时，刺激政策也可以设计一些有针对性的帮扶受到关税冲击的出口企业与工人的措施，缓解这些企业与个人的困难。

（作者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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