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
面对未来日益增多的挑战,除了坚持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外,保持适度甚至最大程度地开放,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
未来增长空间将主要来源于创新、国内市场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同时需要调整政策以支持消费驱动型增长。
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保持政府与民间层面的密切交流,对双方有好处,对世界也有好处。
本文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撰写,探讨了我国新质生产力在“新三样”方面的发展,以及在国际经济政策层面应对困难的三个方向。同时,提出了实施“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的构想,旨在通过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转型,实现多方面的利益。文章强调了创新驱动的重要性,并讨论了如何提升创新能力和应对过剩产能问题,最后建议在消费和投资之间寻求合理比例,以促进宏观经济的平衡和持续增长。
从产业政策的角度,支持创新的重点应该放在前端,放在创新的部分,而不是将更多的资源放在生产端。
在不增加劳动、资本、土地等投入的情况下,产出可以增加,这就是数据作为第五要素的最根本作用。
我国的数字经济想要持续发展,保持相对领先的地位,从技术角度看,我们的创新不仅要跟上现在的发展,还应该尽量加速。
政府有很多事情要做,但重点不是直接下场推动机构往外走。而是创造透明、标准与国际衔接的市场与监管环境,这样,国内的机构往外走,海外的机构到国内来,都可以享受比较公平的、良性的、顺畅的对接机制。
我们做过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金融抑制指数,最后发现中国的金融抑制指数到现在确实还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经过多少年的市场化改革,政府对金融体系改革的程度,横向比较还是比较高的。简单概括,过去四十几年取得很大的成就,对我们今天的金融体系做个概括,横向比较是规模大、管制多、监管弱、银行主导。当然,出口仍然很重要,但消费、投资,尤其是创新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就意味着我们过去这一套可能支持粗放式增长还相对比较有效的金融体系,今天就面对非常大的挑战。
有时宣布或采取一些力度较大的政策措施,对于直接改善企业的预期和信心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大V有话说 | 中国现在10%的专利引用率与日本、韩国处在同一个水平,距离美国还有较大差距。但是,中国技术的赶超态势已经非常明显。
国际经济秩序已发生显著变化,多边主义和开放立场对维持全球经济稳定至关重要,而“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大V有话说 | 旧的职业消失,会有新的职业出现,关键看变化发生的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好、能不能抓住机会。
我国应借鉴“双峰”监管模式的经验,加强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
值得重视的是,近年由于疫情反复,对我国经济造成了较大冲击,尤其小微企业和普通民众面临较大困境,大量线下业务为主的小微企业面临生存困境,裁员潮席卷各个行业。
“ 经过40年的重建与市场化改革,当前我国金融模式呈现出四方面的突出特征:规模大、管制多、监管弱以及银行主导。这套模式在过去三十多年较好地支持了我国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这与要素密集型增长模式的不确定性相对较低有关。总结来看,随着我国经济迈入新发展阶段,过去这套金融体系已经不太适应新经济的增长模式,必须要做出改变。现在我国金融改革的方向应该已经比较清晰,简单说就是市场化程度要提高、国际化要提高、资本市场的作用要提高、监管的效能要提高。未来我国会向混业经营的模式前进,但能否直接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前提条件在于能否控制住风险。
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是权衡利弊后的结果。从经济学分析的角度看,央行是否要发行数字货币,至少关注三方面的影响。这一点涉及到宏观经济,金融中介支持经济活动很重要的一点是投资,对此,需要关注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对企业投资和总的社会投资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中,可以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分析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对净福利是增加还是减少。比如,我国已经有移动支付,那为什么央行还要做数字货币支付系统?
今后要依靠创新驱动增长,中小企业一直是创新的主力军,但这两年中小企业因为疫情而受到很大冲击,也是政府保经济的主体。那么,政府怎样才能够给中小企业创新提供更好的支持?
黄益平,中国银行家、经济学家,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Crawford经济与政府学院教授。浙江余姚泗门人。曾任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经济项目主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General Mills国际客座教授、花旗集团董事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