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反复正考验全球经济。近日,在由复旦大学和崔钟贤学术院主办的“上海论坛2025”年会上,亚洲开发银行前行长中尾武彦(Takehiko Nakao)接受第一财经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特朗普在强调美国的贸易赤字时故意忽略了美国在服务业领域享有的顺差,他的关税政策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误导。至于特朗普一直希望要吸引制造业回流美国,中尾认为,全球产业链的分工是基于经济的理性要素,很难去改变这些经济特性。
同时,中尾强调要加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合作,把放大“关税减让”的政策效应作为应对全球自由贸易挑战的重要举措。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误导”
第一财经:特朗普的一些关于经济的观点,包括所谓的“对等关税”背后的逻辑遭到了经济学家的广泛批评。你怎么看?
中尾武彦:的确,经济学家和学者都无法接受他的观点,除了白宫贸易和制造业高级顾问纳瓦罗。他被视为特朗普关税政策的操盘手。
特朗普有自己的执念或者潜在的意识形态:利用关税来降低贸易赤字。这对于常人来说很难理解。在计算方面,特朗普把贸易逆差当作“不公平贸易”的标尺,再打五折。这些关税的计算并非依据逻辑,是非常简化的想法。
特朗普希望吸引制造业回流美国,但美国并不擅长制造业。制造业仅占美国GDP整体的10%不到,对就业的贡献也不到10%。但需要看到的是,美国在其他的贸易领域表现非常强劲,比如服务业、金融业等。美国政府在抱怨与其他国家的货物贸易赤字激增的同时,却故意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美国在服务业与全球几乎所有的贸易伙伴都存在贸易顺差。
美国资本账户的盈余反映外国资本持续在购买美国资产。由于美国经常账户累计逆差,而资本账户一直保持顺差,形成资本循环,这种“商品换金融资产”的模式成为了美元主导的重要支撑。
特朗普不喜欢赤字,他曾说过“美国被剥削了”“被其他国家利用了”,但事实上美国通过货物或者服务贸易收益很多。一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的实际开支始终高于初始预算,再加上美元主导地位的因素,造成了赤字。除了美国国内的工人受到影响,其实美国并没有太多可以抱怨的。要改变现状,美国政府应对产业进行更多的支持、调整,而不是一味地指责他国。所以说,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误导。
当前,有种回归重商主义时代的错觉。重商主义就是主张更多的贸易盈余、国家干预、贸易保护,关税则是最直接、简单的手段。再结合特朗普强调要收回格陵兰岛、要使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等种种言论,他的想法更多是“重商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结合。而这些都是非常老派、又奇怪的想法。
第一财经:特朗普的确不曾谈及美国在全球服务业中享有顺差这一事实。
中尾武岩:是的,他肯定避而不谈。但是在我看来,美国在服务业享有的贸易顺差其实对于收入分配而言,并不公平。顺差带来的收入主要集中在工程师、企业CEO以及银行业从业人员等身上。普通人能享受的红利有限。这就会导致这些行业中的群体变得越来越富有。美国政府如果真的关心贫困群体,就应该通过对富有群体征税然后进行利益再分配。美国目前也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医保全覆盖的国家。美国国内社会两极分化的问题更应该引起政府的关注。
“产业链全球分工基于经济理性要素”
第一财经:我们看到全球金融市场近期出现了巨大的波动。美国关税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否超出了你的预期?
中尾武彦:是的,目前的关税高于预期。正如我之前分析,这些都不是基于逻辑而来的,是非常不可预测的。即便公司或者其他国家的金融业希望就这些变化进行调整,但在缺乏可预测性的前提下,任何调整都是无法实现的。
这些极端政策的不断反复其实也在反噬美国自身,由此引发的波动也危及金融市场。因此,我们看到了之前美国股债汇频频出现“三杀”,而美债收益率是美国、企业以及老百姓借钱的成本基准。
即便那些特朗普的支持者,比如希望从他政策中受益的亿万富翁等,也受到影响。他们之所以支持特朗普,是因为希望后者保护他们的利益,从放松监管、推行比特币、支持AI等领域便于他们拓展商业版图。但由于不确定性,这些商业巨头也难逃关税政策的影响,比如在特朗普对华高关税的影响下,其实贸易已无法正常进行。
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沃尔玛等大型超市出现了抢购中国玩具等现象。智能手机、汽车等需要很多零配件,最终影响会传导至消费者。特朗普告诉美国消费者,要忍一忍,等制造业回归美国了一切就好转了,但这需要时间,甚至很长时间,因为产业链的全球分工是基于经济的理性要素。一些国家之所以在某一领域享有优势,可能基于数量众多、高素质的工人,另一些国家可能基于资源禀赋的因素等。很难去改变这些经济特性。
汽车或者半导体等高端制造业可能可以在美国找到优势,但也需要时间。在缺乏预见性或者稳定性政策的背景下,企业也不会在美国盲目投资,更何况4年后美国又将进行总统大选,届时会诞生新的总统,政策也会随之改变。
此外,美国也面临劳工短缺的问题。即使有更多工厂,能在美国当地招到那么多工人吗?美国财长贝森特曾表示,可以由联邦政府中被解雇的员工填补,但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在我看来,短期来说,这种不确定性会导致金融市场的混乱,抬高通胀,降低生产率;长期来看,这是违背自由贸易理念与成果的消极举措。
第一财经:你对于经济危机的处理非常有经验。当前,我们看到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都调降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你怎么看?
中尾武彦:问题的关键在于,特朗普政府这种极端政策会持续多久。正如此前所言,短期会带来经济的阵痛,更大的影响是金融市场无法预知未来的走向。就这一角度来看,如果这种极端政策持续多个月或者更长时间,会对经济产生损害。
至于是否会触发经济危机,比如雷曼危机或者亚洲金融危机的重现,我不认同。
“应加强RCEP的合作”
第一财经:之前日美财长会谈给你留下什么印象?在应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方面,日本有哪些牌可以打?
中尾武彦:美国一直在批评日本不公平的贸易举措。其实就进口而言,日本对美国汽车的进口关税很早就降为0了,但美国对日本汽车进口的关税一直存在。在特朗普所谓的“对等关税”宣布前,美国对从日本进口的乘用车征收的基本关税税率(皮卡除外)为2.5%,对皮卡的关税税率在15%。现在美国指责日本在汽车安全标准方面过于严苛。但其实,这些标准都是基于国际标准。美国消费者希望买更多的日本车,但我不认为日本消费者希望购买更多的美国汽车,日系车或者中国的比亚迪在日本市场更受欢迎。
特斯拉在日本市场价格相对更贵。而且马斯克效应也劝退了不少国际消费者。那些喜欢特斯拉的消费者不少是崇尚自由主义、拥抱环保主义的群体。但这些人不喜欢马斯克和特朗普在气变领域的政策。所以我们看到在欧洲以及其他地区出现了抵制特斯拉的现象。我认为日本消费者对特斯拉的热情有限。
在汇率方面,日元被低估太多了。我认为这不是个好现象。日本可能还会提出日元的温和、渐进的升值。当然最终还是由市场决定。日元快速、激进的升值肯定不受欢迎。特朗普有个观点,即美元太强。但是日美肯定都认同及遵循传统观点,即由市场力量决定汇率变化。
第一财经:面对特朗普关税,中国与日本有哪些合作的空间?
中尾武彦:这不仅仅事关日本、中国或者韩国。当前,中日韩应捍卫自由贸易,相互之间开放更大的市场。RCEP的合作应该更为加强,与欧盟、澳大利亚的合作也应加强。我们应该促进相互之间的自由贸易。然后不断向美国传递一个理念:当前特朗普的政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对于美国的产业而言,由此带来的痛苦远胜于“让美国更伟大”的目标实现。
特朗普可能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跟随他的想法,或者朝他的目标靠拢,这样美国的利益才能实现。但是,他得不到利益受损一方的支持,对他的谴责、抵抗以及不满也会比他预期的更为强烈。
第一财经:特朗普关税政策对日本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决定有哪些影响?是否会打乱日本央行今年的加息步伐?
中尾武彦:在多年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后,日本央行希望回归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当前先回到更合适的利率水平,然后长期利率再由市场决定。日本央行希望降低对国债的购买,希望提高政策利率。但由于特朗普的冲击效应,日元已相对显著升值了。
之前,日元过度疲软,是日本央行调整政策的原因之一。目前,经过三次加息,日本央行的政策利率维持在0.5%的水平。由于特朗普关税政策导致的不确定性加剧以及日元升值的持续,我认为日本央行加息的速度可能会放缓。然而,如果日本央行不在时机合适的时候及时调整,可能会造成更高的通胀。目前日本单月的通胀已超过2%,标志着整体通胀率已连续三年高于日本央行2%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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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岩说,在供应链深度交织的当前,试图通过所谓的“零逆差”重构贸易格局,不仅违背经济规律,更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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