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大腹地，打造内循环主平台

一、背景

世界正步入贸易碎片化新阶段。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及美国发起的全球关税争端表明，经济自由化范式已发生根本性转向。这种转变意味着，国际社会短期内难以重建统一的多边贸易框架，各国须将战略重心转向强化内需驱动，以抵御外部冲击。

中国经济也发展到了内需驱动的阶段。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进入中后期，传统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面临边际效益递减、债务压力累积等现实挑战，而消费需求正从“小康型”向“富裕型”跃迁，服务消费、新型消费、区域下沉市场等内需潜能持续释放。国家统计局公开的信息显示，过去五年由内需推动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80%。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凸显，消费升级与产业转型形成共振。

我国正经历从“富起来”向“乐起来”的深刻转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我国已构建起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物质基础，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这一阶段的发展逻辑正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速转向更注重发展质量与民生福祉的全面提升，从“物质富裕”走向“精神富足”。这一阶段，消费结构从物质需求主导转向精神文化、生态宜居等多元化品质追求，发展动能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跃升，数字经济等新业态成为重要引擎。

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作为“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可以看到，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的具体安排。

在此背景下，落实大省担当，“实施中国大腹地战略”的构想应运而生。这一战略聚焦四川、重庆、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广西十省份，覆盖人口逾5亿，经济总量占超全国30%，构筑“大腹地”经济空间。这一重构打破沿海优先路径依赖，将腹地提升为新发展格局的主体承载区，通过嵌入腹地经济韧性对冲外部不确定性，实现从“沿海附属支撑”向“内陆增长极核”的范式跃迁。

2014年，盘古智库创新性提出“天元战略”，即以重庆、成都、西安、郑州、武汉、长沙等城市构建我国内陆经济发展新轴带，进而形成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盘古智库历经十余年深耕，持续深化西安、武汉、长沙、成渝及中原等区域的产业调研与政策研讨，志在推动该战略从理论构建走向实践共识。面对新发展格局，我们进一步提出“中国大腹地”战略，希冀通过研究大腹地资源整合，着力探索内陆经济纵深空间在国家双循环体系中的核心引擎作用，为“十五五”时期规划提供参考。

本课题将突破传统“东、中、西部”梯度发展理论，构建新时代“陆权+海权”范式——以高铁网络重构地理时空格局，以数字经济赋能要素流动，突出重庆、成都、西安、郑州、武汉、长沙等城市的战略枢纽功能，联动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及“一带一路”核心区，构筑四川、重庆、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广西十省份“大腹地”经济空间，进而通过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格局，对冲外部不确定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二、中国经济地理与区域格局的蝶变重塑

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东部—中部—西部”梯度发展框架，本质上是基于上世纪80年代资源约束条件下的战略选择，契合当时的要素禀赋差异，在当时是非常正确的，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经过约四十年的发展，中国东中西部传统划分所依托的宏观环境与资源条件已发生根本性改变，国家财力、资源整合能力及对外开放水平远超改革开放初期。今天看来，东部范围狭窄，中部过于靠东，西部处于中间且跨度过大，如成都并非“西部”，而是在胡焕庸线以东，距拉萨约2100公里（驾车行驶距离，下同），至上海约1950公里；西安实为地理中心，至乌鲁木齐达2600公里，到上海仅1400公里。“东、中、西部”划分不满足当前发展情况，长期沿用该划分导致政策惯性及一定程度上的资源错配，难以适应新现实。

经济地理格局亟须突破历史框架，重构认知。20世纪80年代对经济地理的认知直接塑造了以沿海优先发展为核心的区域战略，如今基于新发展阶段的空间重构，亟待建立一套契合现实条件、面向未来的经济地理划分框架。这种重构不仅关乎区域发展政策的科学性，更将从根本上影响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效能。

长期以来，“中西部”常被冠以“经济滞后”的刻板标签。然而，当前高铁网络重塑时空距离，城市群打破行政壁垒，全球价值链重构产业布局，中西部核心城市已实现显著发展转型。在外向型经济承压的同时，以成渝、西安、郑州、太原、武汉、长沙、贵阳为代表的内陆核心城市群依托庞大经济体量、人口基数及市场纵深，凸显独特发展优势；重庆、西安、成都、长沙等新兴“网红城市”的崛起，更是进一步推动了对区域经济地理认知的更新。

三、“三级圈层结构”多维度定义中国大腹地

腹地，即国家中部不沿边不沿海且人口经济文化密集的区域。我们将中国大腹地的空间维度界定为三级圈层结构体系：

1.一级圈层（核心圈层）：“腹三角”（成渝、西安）核心战略腹地。当前，由成渝、西安构成的“腹三角”地区是国家战略腹地“第一梯队”，承担国家经济纵深布局的核心载体功能。

2.二级圈层（天元圈层）：由成渝、西安、郑州、武汉、长沙、太原、贵阳等城市构成的城市群（即盘古智库2014年提出的天元城市群），形成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支撑。

3.三级圈层（扩展圈层）：以成渝、西安、郑州、武汉、长沙、太原、贵阳城市群为枢纽，联动四川、重庆、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广西十省份，构建跨区域辐射的联动发展网络。严格意义上讲，“不沿边”才叫做“腹地”，但考虑到在贸易碎片化背景下，中国与东南亚经济贸易一体化深度推进的可行性极大，而滇桂深度对接中南半岛——云南是我国通往东南亚和南亚的重要陆上通道，定位为“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广西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关键区域，所以尽管云南和广西均为沿边省份，依然将这两省份纳入“大腹地”。

该结构通过层级递进的辐射模式，实现从核心战略支点向泛区域的功能传导与资源整合。立足国内大循环主体定位，以大腹地超大规模产业、人口、市场优势（10省份常住人口5.4亿、GDP约42万亿元，占全国人口总量的39%，经济总量的31%），强化陆路通道与辐射能力，构建面向陆地的开放高地、AI时代创造休闲的乐地、中国内循环的主力军，激发强力驱动的新增长极。

四、区位与基础优势助推中国大腹地呼之欲出

（一）大腹地的区位优势：战略区划及通道功能

建设大腹地，和国家大战略是相吻合的。大腹地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长江经济带的交汇。成渝城市群位于长江上游，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位于长江中游，郑州、西安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中欧班列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物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中亚、欧洲方向。沿江通道串联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加速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大腹地可成为一条新的国家主轴。

同时，大腹地是区域战略的结合点：川渝战略腹地、关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大腹地战略通过统筹成渝、关中平原与长江中游三大区域，形成了一个经济总量充裕、人口基数庞大、地理空间紧凑的区域。

（二）基础设施跃升：重塑人口与资源流向

近年来以“腹三角”为核心的大腹地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升级，区域内高铁网络、水运通道、航空枢纽等综合交通体系显著优化，互联互通水平大幅提升。尤为突出的是，该经济圈集聚了全国航空运输的核心资源——在中国前十五大机场中占据七席，这一布局不仅体现了大腹地在交通方面的战略地位，更彰显其强大的经济辐射力和区域吸引力。

按2024年旅客吞吐量排名，成都/天府和成都/双流机场（2024年旅客吞吐量分别为5490.6万人、第五，3243万人、第十二）、重庆/江北机场（4867.7万人，第七）、昆明/长水机场（4717.8万人，第十）、西安/咸阳机场（4703万人，第十一）、武汉/天河机场（3140.6万人，第十三）、长沙/黄花机场（3121.8万人，第十四），占全国前十五大机场七席。高铁网络方面，成渝城市群“1小时经济圈”覆盖多城，成渝双城1小时通达，成渝至西安、贵阳等城市实现3小时经济圈。

交通网络完善驱动人口要素聚集，近年来，人口向西回流趋势明显。2024年，成都常住人口数为2147.4万人，比2023年末增加7.1万人，川渝两地一年净流入人口近30万，且年轻人口流入率高。2024年，贵阳常住人口增量19.96万人，居全国之首。这种流动格局重塑了区域人口分布，也为中西部城市群提供了持续的发展动能。随着城镇化深化和都市圈内部人口再分配，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强化，成都或成为全国人口第一城。

五、中国大腹地，内循环主平台更是亚洲大腹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从亚洲做起”。时代经纬中与世界版图里的东南亚，处在亚洲与大洋洲、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十字路口”，是国际经贸往来的重要枢纽，这里多边合作、开放融通的浪潮更是不可阻挡。

与此同时，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程中，科技进步与数字化浪潮推动经济重心从单一海权主导转向海陆权并重的双轨模式。高铁技术突破时空限制，重构欧亚大陆经济地理格局，通信与信息技术打破地理壁垒，实现生产要素的跨陆域实时联动。

我们将亚洲经济发展较好国家板块的集合定义为“经济亚洲”——不是传统的地缘亚洲，而是选取东亚、东南亚、南亚三个板块构筑“经济亚洲”。“经济亚洲”GDP占亚洲总GDP的86.63%，人口占亚洲总人口的89.32%，是亚洲展现发展活力的重点板块。近年来，“经济亚洲”的主要国家中，印度GDP增速维持在高位，印尼、中国保持在5%左右。“经济亚洲”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

以“腹三角”为核心的中国大腹地，是周边的中心、也是“经济亚洲”的大腹地。从地理位置来看，中国大腹地也是“经济亚洲”的腹地，展现出了中心地位和联接点作用——无论是航空、陆路、铁路，还是信息公路，中国大腹地都是举足轻重的中心区域。未来，中国和东南亚、南亚、东北亚在自贸区建设、经济一体化建设等方面会出现更多的成果，区域要素的流动将加速，中国大腹地将成为吸纳各种要素的流入、辐射各种要素流通的高地。

大城市是经济活动的强大引擎，对区域乃至全球经济格局具有深远影响，因此，大城市也是把握经济脉搏、促进区域合作与发展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单元。以2023年数据为例，“经济亚洲”主要大城市的GDP占总GDP的25%，集中人口达3亿以上，占总人口的7.53%。

从大城市互联互通的视角来看，以航空交通的角度考量，中国大腹地恰好处于“经济亚洲”主要大城市网络的中心位置。无论是北边的东京、首尔、大阪、名古屋、北京，还是东边的台北、上海、杭州、南京、苏州，南边的深圳、香港、广州、新加坡、吉隆坡、曼谷、雅加达，乃至西边的孟买、新德里，“腹三角”都保持了相对均衡的飞行距离，这使其成为连接亚洲各大经济体的天然枢纽。以成都为例，“经济亚洲”大型城市与成都之间的飞行距离大多为3000公里以内，飞行时间在5小时以内。

十省份、三级圈层构建的大腹地，是中国的腹地、周边的中心、亚洲的腹地。要利用好大腹地的位置优势，深度激活中欧班列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战略协同效应，形成衔接东南亚供应链与欧亚大市场的战略支点。依托枢纽节点培育临港经济、跨境服务等新业态集群，推动大腹地形成要素高效流通、产能深度合作的开放型经济走廊，重塑陆海内外联动的经贸新格局。

六、大腹地是生活乐地：从“富起来”到“乐起来”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在推动国家发展格局深度转型。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过去致力于让人民群众富起来；面向未来，在物质基础日益坚实的背景下，人民更需追求精神层面的富足，让“快乐”成为发展的新注脚。

大腹地生态宜居。优越的自然环境是“乐地”构建的基础。无论是云南大理的风花雪月与古城烟火，青城山的道法自然，秦岭的生态诗篇，还是其他承载地域文化的动人故事，这些中国腹地的自然山水与文化符号，共同构建了“乐地”的叙事核心。它们以松弛的节奏、和谐的氛围和深度的体验，诠释着一种超越物质的生活哲学：在快时代中寻找慢智慧，于发展浪潮里守护心灵栖息地。自然环境吸引人口聚集，继而催生经济繁荣与文化积淀，这种“自然基底——人口集聚——经济文化”的发展逻辑，正是大腹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密码。

大腹地慢生活文化氛围浓郁。大腹地有足够的空间和文化基础，通过“松弛感”的生活状态吸引人才定居，推动康养、文化、教育等产业融合，建立幸福生活标准体系，输出“慢节奏、高价值”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活方式。以成都与大理为例，近年来，相较于超大城市因高成本导致的宜居性下降，成都通过生活品质优势（连续15年位居“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首），持续吸纳人口流入。近十年成都常住人口增长576万，增量全国第二，2023年人才总量超600万。同时，大理等特色城市凭借独特的文化生态吸引力，正成为新就业形态（如数字游民）的聚集地。未来，中国大腹地将进一步增强人口承载能力，成为中国的重要增长极。

七、大腹地是灵识智地：AI时代的山水腹地、新质生产力增长地

中国山水文化自古便承载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哲学意蕴，山川形胜不仅是灵感的源泉，更是人文精神的具象化载体。在大腹地，青城山以道教洞天的幽玄之境诠释着天人合一的玄思，终南山以隐逸传统沉淀出世入世的生命智慧，岳麓山以书院文脉延续着儒家“比德山水”的教化之道；而渭水、汉水、湘水，或如血脉滋养农耕文明，或以清波映照楚辞风骨，或以浩荡之势串联起湖湘文化的跌宕史诗。山水之间，自然造化与人文哲思交织，在峰峦叠翠与碧波潋滟中孕育着中华文明的深层灵感。

如今，AI将颠覆传统生活方式，推动人类进入“新游牧时代”“数字游民时代”。城市格局将因商业体系重构而分散化——未来，购物不再依赖实体商场，办公完全融入移动空间，人们摆脱地理束缚，在全球范围内自由迁徙，形成“逐资源而居”的动态生活形态。人类从固定空间转向流动场景是必然趋势，数字游民时代的到来已初现端倪。技术加持下，人类可能90%的时间用于探索与创造，社会运行效率与个体自由度达到空前高度。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物理空间的迁徙，更预示着精神价值的升维：当物质需求被高效满足后，对灵感、自然共生、心灵自由与创造性表达的追求将成为核心驱动力。我们从“知识时代”进入“见识时代”，又进入“灵识时代”。山水腹地作为连接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载体，正在重塑人类生存的底层逻辑。随着大腹地进一步强化创新与人才集聚，最终将实现从“地理腹地”“山水腹地”向“创新高地”的跃迁，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增长极。

八、大腹地是消费高地：文化历史旅游资源厚集区

全球化退潮带来经济碎片化，中美贸易摩擦及全球关税壁垒加剧了经济区域化趋势，海洋经济主导的单一发展模式难以持续，中国需向内需型经济转型。内需市场的战略培育成为中国经济韧性的关键支撑。

大腹地差异化的消费文化与偏好成为撬动内需升级的关键。例如，成都拥有独特的城市气质与生活哲学。这里的生活气息并非缘于财富积累后的消费主义，而是根植于市民骨子里的从容与闲适。与一些城市“先富后享”的模式不同，成都人将休闲视为一种文化本能，茶馆、绿道、市井巷陌中流淌着对生活的热爱。

大腹地拥有人口基数与结构优势。大腹地十省份覆盖人口逾5亿，经济总量占比超全国30%，其消费梯度特征既能承接高品质商品与服务，又能孵化新兴品类。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部市场通过“内需金字塔”布局将持续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战略纵深，形成抵御外部冲击的“内循环护城河”。

当前我国人均GDP虽已突破1.3万美元，但距离现代化目标仍有差距。未来，人均GDP将向2万~3万美元区间跃升。这意味着拥有五亿人口的大腹地将释放出数万亿美元量级的增长潜能。同时，这种跨越式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的倍增，更在于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激活内陆市场潜力，形成“以增量带存量”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发展成果由沿海向内陆、由城市向乡村的全面渗透。这一过程中，庞大人口基数与持续增长动能的叠加效应，将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坚实的支撑。

大腹地是历史文化与旅游资源的核心聚集区，其多样性和独特性显著推动消费增长。例如，河南省汇聚了洛阳龙门石窟、开封清明上河园等历史遗迹，以及嵩山少林寺等文化地标，吸引游客体验武术、唐三彩制作等特色活动；山西省平遥古城、代县雁门关等古建筑群，展现了明清商贸与军事文化，成为文旅消费热点。这些资源通过主题公园、深度游线路等多元化开发模式，将历史场景转化为可参与的消费场景，持续激发文旅市场活力。同时，网红城市的魅力往往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例如成都的宽窄巷子以清代街巷肌理融合现代文创空间，金沙遗址用三千年前古蜀文明的神秘图腾“太阳神鸟”惊艳世界；长沙的太平街以375米鱼骨状街区浓缩西汉至当代的湖湘烟火，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在湿地公园上重构艺术与历史的对话；西安的大雁塔作为玄奘藏经之地，其唐代砖塔结构与夜间光影秀形成时空交响，而“大唐不夜城”更以盛唐风格建筑群为景观基底，打造出穿越千年的沉浸式夜游体验。这些城市通过活化历史遗产，让文化基因在现代场景中持续焕发吸引力。

大腹地是新消费IP的涌现地。拉动消费需要IP，而网红城市往往是IP的主要涌现地。在内循环经济格局下，大腹地正成为新消费IP的重要孵化场域。以成都、重庆、西安、长沙等为代表的网红城市，通过将地域文化基因与互联网流量深度融合，构建起独特的城市IP生态。这些城市依托消费升级趋势，将“网红经济”从流量变现拓展为全产业链协同发展——西安通过“大唐不夜城”等沉浸式场景活化传统文化IP，重庆以“8D魔幻”地形塑造空间美学符号，成都用安逸生活哲学打造慢消费品牌……2024年8月，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发布《短视频时代的大众文旅生活白皮书》，其中“抖音TOP20打卡城市”中，大腹地区域内城市列7席。

经济转型不仅体现在规模层面的GDP增长，更深刻反映为经济形态的全面升级。这种转型涵盖多重维度：内需驱动模式的构建、社会福利制度的优化以及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等。这些变革共同构成了新时期腹地经济发展的核心使命，通过结构性调整实现高质量发展。

九、大腹地是安全与发展重地：产业多元化力促新三线建设

202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出，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四川、重庆、贵州、陕西等地都启动了新的政策举措，旨在争取更多优质大项目落地。

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中国，构建安全与发展并重的大腹地是实现国家经济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大腹地不仅是经济中心辐射的核心区域，更是分散风险、保障战略安全的关键载体，需覆盖人口、经济总量、基础设施、高科技产业、安全体系及应急保障等多维度。

重视资源与市场的战略纵深，依托大腹地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人口基数，形成内需驱动的经济循环，降低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做好产业链与基础设施的冗余配置，将重要产业链环节分散于不同区域，避免单一节点风险，同时完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增强区域间要素流动效率。紧抓科技与安全的自主可控，在高科技领域（如芯片、人工智能）强化自主创新，依托腹地内科研资源与人才储备，突破“卡脖子”技术，保障关键领域安全，同时，推动安全产业与应急保障体系的区域协同，形成覆盖全域的风险防控能力。注重区域协调与动态平衡，通过城市群联动优化资源配置，既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又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导致的脆弱性，实现“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安全格局。

通过空间分散与功能互补，将支撑经济提升的“鸡蛋”置于多个维度的“篮子”，在发展中筑牢安全屏障，在安全中释放增长潜力，最终构建起抵御内外风险、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国家经济安全体系。

十、结论与建议

大腹地战略是应对全球化退潮、推动面向陆路开放和驱动内循环的重要抓手。中国大腹地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应对百年变局的系统性战略设计，通过区域协作的突破，助推通道经济升级，拓展物理联通和数字联通，以实现其核心价值：降低对外依赖、构建内生动力、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建设中国大腹地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再平衡，更是全球化新形势下的主动战略选择。

结合当前政策导向与发展需求，针对中国大腹地建设的推进，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强化顶层设计，将建设中国大腹地战略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

将中国大腹地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层级，通过“十五五”规划明确其功能定位与发展路径。依托成渝双城经济圈、长江经济带等既有战略框架，统筹重大生产力布局与安全备份需求，推动交通、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形成多层次、网络化的区域协同发展格局。通过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要素资源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打造具有强大辐射带动能力的国家大腹地。

第二，全面加快升级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水平。

深化中国-东盟区域协同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合作。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契机，全面升级中国-东盟自贸区合作机制，加快推动形成更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要重点加强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完善多式联运体系，促进腹地区域与东盟国家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积极探索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创新数字贸易、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模式，打造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新高地。同时，要拓展与南亚、东北亚等周边地区的经济合作，构建更加多元化的区域合作网络，提升大腹地区域在国际循环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第三，向中国大腹地地区倾斜国家级公共资源。

加大中央财政对大腹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支持力度，重点支持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区域性医疗中心，如河南有必要建设985高校。通过政策激励引导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向腹地区域流动，切实提升民生保障能力和水平。要特别注重增强公共服务体系的韧性和可持续性，为人口集聚和扎根创造良好条件。在大腹地设立部委政策先行先试试验区，赋予试验区特殊权限，建立央地协同机制破除行政壁垒，新政策新举措优先在腹地落地测试，加速成果转化。

第四，引导头部企业战略布局，新设央企总部优先落地大腹地。

积极引导国内头部企业和中央企业向腹地区域进行战略布局，新设央企总部优先落地大腹地，鼓励企业总部功能、创新业务板块向腹地转移。推动央企与地方共建产业生态圈，形成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格局。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跨区域产业联盟和创新联合体，打造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为核心的若干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增长极。

第五，在大腹地布局2~3个国家实验室，聚集一批国家资金支持的卡脖子工程项目。

在中国大腹地区域优先布局建设2~3个国家实验室，建设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多个国家级重点算力基础设施，给予专项政策和资金支持，推动国家创新基金在大腹地的投入。推动建立区域高校联盟和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重点培养适应区域发展需求的复合型人才。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集国家资金支持的科技卡脖子工程，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形成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为大腹地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科技和人才支撑。

第六，发挥市场的核心作用，完善大腹地区域市场机制与规则体系。

在大腹地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健全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制度，保障市场主体权益。推动土地、劳动力、数据等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鼓励企业通过差异化竞争提升产品服务附加值。推动城市群内部产业分工协作，以市场力量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产城融合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大腹地”，正通过持续扩大进口和开放市场，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市场的消费增速和进口规模持续扩大，不仅成为亚洲区域的经济枢纽，更逐步发展成为全球共享的消费大市场和经济增长极。2024年中国进口总额18万亿元，同比增长2.3%，进口规模创历史新高，预计连续16年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是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全球分工体系中坚实可靠的组成部分。这种开放姿态既促进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也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了确定性。未来，随着中国大腹地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个日益成熟的“全球消费大市场”将通过更高效的市场联通和要素资源共享，为世界各国创造更多互利共赢的发展机遇。

经济贸易碎片化可能成为未来较长时间的一个客观事实。在内循环战略框架下，大腹地作为国家经济的主平台与主角，承载着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使命，孕育着亚洲区域协同的时代机遇，更肩负着促进全球合作共赢的重要责任。大腹地战略，是以“腹地逻辑”重构产业、交通与人文网络，最终形成周边的大腹地、“经济亚洲”的大腹地、全球的经济腹地，成为辐射亚洲乃至全球的“新增长极”。站在新的历史方位，让我们以开放包容的胸襟、互利共赢的理念，携手共建充满活力的中国大腹地，为区域繁荣与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