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关税取消的“90天窗口期”优化外贸结构、拓展国际合作空间？

（本文作者车翼，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临港-华东理工大学自贸区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张燕，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宏观经济系主任，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务委副主任）

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关乎全球经济复苏。在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全球市场波动加剧的当下，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历经十九个月拉锯后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暂告一段落。尽管2019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短暂回落，但随后迅速反弹，甚至超过争端前水平。期间，双方围绕产业补贴、技术脱钩、高端产品出口管制等核心议题分歧不断；2025年，特朗普政府再度执政，在“美国优先”战略和贸易不平衡叙事的驱动下，对全球百余国家和地区采取对等关税行动，其中对华关税一度高筑至145%。

然而对等关税措施发起仅一个月，美方即多次主动向中方释放谈判意愿。5月12日，应美方请求，中美在日内瓦举行首次面对面会晤，并发布《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宣布“同步冻结”91%的关税，在90天内“对等暂缓”24%的关税，仅保留10%的基础关税。中美经贸摩擦由此进入关键缓冲期。

这一联合声明的签署不仅意味着阶段性缓和，也为我国缓解出口压力注入政策利好。4月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跌至49%，较上月下降1.5个百分点，重回收缩区间，随着大额关税的取消和暂缓，短期出口下行压力有望缓解。但仍被保留的部分关税及芬太尼领域的未决政策，可能会继续对相关行业构成影响。

在此背景下，如何在“90天窗口期”内稳住宏观基本盘、优化外贸结构、拓展国际合作空间，成为当前政策制定与企业战略调整的关键命题。

一、“对等关税”的美方误判与中方应对

（一）从美方视角看：结构性焦虑驱动的对外政策误判

近年来，美国在经济治理与社会结构调整方面面临诸多挑战。贫富差距拉大、区域发展失衡、社会矛盾加剧，信用卡违约率已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联邦债务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两党极端对立与利益集团博弈，进一步削弱了政府的有效治理能力。上述结构性焦虑促使特朗普政府误判形势，试图通过对外加征关税将内部矛盾外部化，“让美国再次伟大”，并为选举谋取短期政治红利。

然而，对等关税并未达到其宣称目标，反而加剧了高通胀与低增长并存的困境，总统执政百日的支持率更是跌至80年来新低。截至2025年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相较于2018年贸易摩擦伊始已累计上涨28.5%。美国所谓“制造业回流”在半导体、汽车等关键领域也未见实质性进展，关税措施未能缓解美国政府的巨额债务问题，普通民众却被迫承担更高生活成本与税收负担。此外，高额的关税政策还加剧了美国海关避税行为，进一步推高了监管与执法成本，暴露出其治理能力的系统性退化。

在高关税引发的经济与政治双重压力下，美方主动向中方释放缓和信号，这场声势浩大的对等关税在一个月内迅速降温。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暂缓并不意味着和解，调整亦不等于转向。关税政策的象征意义早已远超其直接经济效应，已成为美国内部治理逻辑外溢、政治周期博弈外化的重要工具。其滥用不仅直接冲击全球贸易体系，也将削弱国际社会对多边合作与市场规则的信心。若不能从根本上回归经贸规则的理性治理逻辑，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将长期构成全球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二）从中方视角看：战略定力下的回应与制度型开放推进

面对美方此前一再升级的“对等关税”措施，中方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基于实际情况审慎评估后采取有节制地反制。任何对话谈判必须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互惠互利的前提下开展。面对美方主动释放的谈判邀请，中方并未采取情绪化对抗，而是要求美方拿出诚意和行动，在谈判中稳住经济底线、缓解结构风险、重塑谈判节奏，为全球经济纾压增信，彰显理性、自信、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在4月对等关税执行期间，中国政府有序部署应对举措，统筹短期纾困与中长期结构升级。一方面，外交层面强化多边合作，东南亚国家联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等16国宣布将与中方举行高层峰会，共同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国内改革稳步推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2025年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压减至106项，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已缩减至29条，市场体系正深入落实向“负面清单+备案制”转型。同时，内外贸一体化改革加速推进，借助前期9个试点地区的经验，从市场准入、渠道建设、金融支持等方面帮助外贸企业拓展内销，增强内需韧性。在更深层次上，中国推动开放格局从“商品自由流通”迈向“规则机制融合”，明确提出对接CPTPP相关领域规则，并鼓励试点省市与DEPA成员深化合作，积极塑造外部制度环境，拓展国际合作空间。

总体来看，中国在主动稳预期、拓空间、提质量方面节奏清晰、立场坚定。中美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经济结构互补、利益深度交融，合作远大于对抗。在坚守核心利益和谈判底线的基础上，中方始终以开放姿态看待中美经贸关系，愿在平等、理性、规则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轨，为全球稳定注入确定性与正能量。

二、在不确定性中塑造我国外贸的主动局

（一）“谈”中求稳：延续关税缓和成果，巩固宏观修复基础

中美在90天内暂停实施24%的加征关税，为双方和世界的宏观调控带来了宝贵缓冲期。在此阶段，中方应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释放政策协调信号，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争取实现贸易争端的进一步降温。既要通过精准纾困、定向激励等手段，帮助企业渡过阶段性困难，也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从而增强未来谈判实力与底气，进一步从根本上压低外部极端经贸环境对我国贸易的扰动，稳住我国外贸的中长期布局。

（二）“调”中促优：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激发高质量发展动能

我国出口结构正处于由“中低端量大”向“高端智造”跃升的关键阶段，而“高端制造”既是美国技术脱钩的主攻方向，同样也是我国能够硬杠美国的核心支撑。应继续深化在半导体、通信技术、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技术性突破，在保障国内需求的同时积极探寻全球合作，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

同时，服务贸易与数字经济也越发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增量来源。要加快培育数字贸易平台、跨境数据流通、知识产权出海等新型竞争优势，推动通信服务、金融科技、文化创意、工程承包等“走出去”；鼓励中小企业利用平台经济、供应链协作等方式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提升全要素配置效率与抗冲击能力。

（三）“合”中塑局：以多边合作拓展空间

应进一步深化与东盟、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的自由贸易安排，在国际多边舞台发出中国声音、阐明中国主张。在外部约束条件下引导中美经贸对话走向常态化、机制化和规则化，避免在政治周期波动中反复拉扯。应充分发挥智库、商协会、行业龙头企业的桥梁作用，推动中美在气候治理、供应链安全、人工智能、跨境监管等领域展开实质性接触，从“对抗博弈”回归“制度交往”。

（四）“危”中育机：强化底线思维，夯实外部冲击应对能力

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强化底线思维、增强系统性抗风险能力尤为关键。一方面要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做好关键原材料、核心技术、重要装备的自主替代与储备管理，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另一方面完善企业救助、援企稳岗等政策工具箱，根据形势变化及时推出增量储备政策，确保外部冲击之下民生有保障、市场有信心、企业能生存。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在读硕士朱耘颖，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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