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推动投资与消费良性循环，中国经济驱动模式新选择

（本文作者李国旺，浦江金融论坛秘书长）

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与驱动模式现状

（一）投资驱动仍是核心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进行测算，当年中国投资（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例约为40%，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约25%），接近日本、韩国工业化中期的水平；中国仍以资本形成为重要驱动力，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领域保持较高投入；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55%，但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约为39.9%，这一比例低于发达国家。中国内需结构仍需优化，中国居民消费潜力尚未充分释放。居民收入增速（5.3%）与消费支出增速（5.1%）基本匹配，但预防性储蓄动机仍制约消费扩张。

（二）消费驱动潜力逐步释放。居民消费中，服务性消费（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等）增速达7.4%，快于商品消费，且恩格尔系数稳定在29.8%，表明消费结构向高质化倾斜。近年来，"国潮经济"、"新中式消费"等新业态崛起，年轻消费群体（Z世代）对国货品牌的认同度提升，带动消费升级。2025年国潮消费市场规模预计突破10万亿元。这与美国1970年代消费驱动转型期的品牌文化觉醒路径相似，但中国消费升级具有更强的文化赋能特征。

二、经济驱动力量：中外经济理论视角对比

亚当·斯密认为，资本积累通过投资驱动经济增长，虽与中国投资驱动模式有共通性，但忽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干预扩大需求，但需警惕财政刺激的债务风险。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创新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强调关注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预防产能过剩与消费外溢。只是西方经济学所谓“消费驱动增长”在理论上行不通，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驱动力；我们需警惕将“扩大消费”简单等同于刺激短期需求，而应通过投资优化供给结构、增加就业、提高收入，创造消费。马克思在再生产理论中提出“生产决定消费”，在新时代，我们需要结合数字经济特征，数字消费带动消费创新的新特征。

三、政策选择：投资与消费的协同路径

（一）消费扩容与投资提质并重

一是消费端扩容。消费是收入+收入预期在生活中的实现。没有收入的实现与收入预期的提升，消费难以扩张和升级。建议提高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创新消费场景（如文旅融合、以旧换新）等措施释放潜力，即实施“收入-保障-场景”三位一体提振消费计划：提高中低收入群体转移支付，完善育儿、医疗等社会保障以降低预防性储蓄；创新“文旅+科技”消费场景，扩大消费。

二是投资端提质。聚焦“两重”项目，从传统基建转向“新基建+绿色+民生”领域，根据《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地方政府新增4.4万亿元专项债，主要投向新能源、半导体等领域。

（二）构建“投资-消费-创新”循环体系

一是结合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时代创新优势，进行制度创新，试点数据要素产权交易，推动消费大数据反哺制造业柔性生产；探索土地制度创新改革，提高农民收入，开发农村大市场。

二是人力扩大资本投资，将教育、医疗投入占比从当前4%提升至7%，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需要，培育高端技能人才，如人工智能训练师、工业机器人工程师等，为产业升级储备人才。

三是重构全球价值链。在全球贸易壁垒升级的背景下，通过“一带一路”数字基建投资（如5G基站、数据中心、数字人民币）培育外部市场，促进国内消费升级（如跨境电商带动国货出海），通过扩大内需降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四、超越二元对立的中国发展范式

建议摆脱“投资或消费”的零和思维，转向“投资创造供给，投资创造就业，就业创造收入，收入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的动态平衡。核心路径包括：

一是优化投资。从投资重化工业的“铁公基”转向数字经济的“新基建+新民生+绿色”；

二是消费升级。激励“国潮IP+技术赋能”实现文化价值与实用价值共振，提升国产品牌的价值；

三是制度创新。改变GDP单一考核指标体系，建立“消费-投资-创新”指标联动复合考核体系，建议地方政府GDP考核中纳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专利转化率等权重，将科技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纳入地方政府重要考核体系，实现新科技、新基建、新消费三维共振。在百年大变局中，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线性增长模式的中国道路。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