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松成：想方设法缓解消费不足，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基础性作用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中共中央政治局2025年4月会议进一步强调“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一政策导向标志着我国宏观政策的重大转变，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其潜力与作用愈发受到关注。希望拙文能为理解消费在我国经济格局中的重要角色提供一些思路。

一、释放消费潜力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在当前外贸不确定性增加、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内需在今年经济增长中将发挥更大作用。但传统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速的边际效应转弱，新投资尚在发展形成中，提振消费更有利于实现需求稳定与经济增长，并且消费还有较大潜力有待挖掘。2024 年我国消费率仅 56.6%，显著低于发达国家 70%-80%的常态水平。我认为可以从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两个角度来做进一步审视。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消费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人均 GDP 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提升，消费率也呈现上升趋势。我国人均 GDP 约为 1.3 万美元，与主要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追赶空间较大。

从收入分配角度看，消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分配体系。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人均 GDP 大致相当于主要发达国家上世纪 80 年代水平，而发达国家在这一收入区间时平均消费率已达 73%左右，远高于我国目前的 56%左右。这说明我国消费潜力释放受到一定制约，收入分配体系有待完善。

二、收入分配改革有助于释放消费活力

目前我国提振消费政策正在取得积极成效，消费保持恢复态势。今年 1-5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5.0%，5 月当月同比增长 6.4%，这与消费品“以旧换新”、发放消费券等举措有很大关系。但消费持续回升内生动力仍偏弱，物价持续低位运行，5 月 CPI 同比下降 0.1%，环比下降 0.2%，1-5 月 CPI 累计同比下降 0.1%。如何化解“政策激励”与“居民消费意愿疲软”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认为，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是关键，完善再分配可能是化解矛盾的重要举措之一。在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再分配”不仅可调节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还能通过影响消费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较低，而民生领域支出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与 GDP 之比（60.8%）显著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70%-85%），且近二十多年来我国居民部门再分配后收入占比持续低于初次分配，这与再分配调节不很适当有关，居民部门在转移支付环节中支出大于收入。中低收入群体因预防性储蓄呈现“消费抑制”倾向。因此，需有针对性地采取政策措施，完善再分配，以提振消费、促进经济增长。

我曾多次呼吁适当调低中低收入群体税率，将年收入 10-35 万元个税税率降低 5 个百分点，税收每年减少将不超过 1000 亿元，对国家财政影响较小，却能为中低收入人群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增量现金流，稳定预期，与“以旧换新”政策、发放消费券等中短期举措不同。

此外，我国居民部门储蓄比例较高，若能实现部分存款向个人养老金账户转移，可在不影响居民部门当期现金流情况下，提升个人养老金账户认缴规模，提高养老金整体替代率，进而提高人们当前消费倾向。可考虑加大个人养老金账户税收优惠力度，提高人们使用积极性，完善对养老金融产品管理人激励机制，提升养老金产品业绩稳健性和收益率，增加与个人养老金账户相关联服务，鼓励有关企业增加服务供给和创新。

三、增加优质供给，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中国在旅行、医疗等领域存在巨额服务逆差，中高收入群体海外高端服务需求旺盛，但国内优质供给不足。中办、国办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出“扩大电信、医疗、教育开放试点”。我认为，中国服务业开放可在一定程度上借鉴过去中国制造业开放成功经验。

二十多年前我国入世时，制造业以中低端为主，技术、经验不足，垄断乱象普遍存在，生产效率偏低、关键技术薄弱、产业竞争力不足。彼时鼓励制造业开放，吸引外资进入，一方面国内市场化程度显著提升，激活竞争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知识外溢效应显现，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国内生产效率和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高。2001-2019 年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缩减 80%，带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提升 2.1%。

当前服务业亦是如此。与其让有需求居民远赴海外，不如鼓励外资来国内试点办高校、办医院，激励竞争、打破垄断定价，借鉴成熟商业模式，促进本土复制推广，推动高端服务人才培养、扩大国内就业，增加高端服务供给，释放消费潜力。但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增强优秀外企长期在华投资意愿，除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政策支持外，还可开拓“以资引资”模式，通过股权合作、债权融资等与外企建立合作机制，增强利益共享；二是引导本土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引入外资同时，关注本土中小企业发展，政策上鼓励资源整合、协同创新，引导它们融入新市场竞争，提高服务供给质量。

四、促进消费和投资更好结合

需要强调的是，消费与投资并非互相排斥，而是动态地互相促进的关系，消费能带动生产、就业乃至投资。在资本积累早期，高储蓄（投资）支撑高增长，但投资过度扩张导致边际回报下降，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症结。今年一季度，我国产能利用率为74.1%，低于正常水平（我国2006-2019年的产能利用率平均为77%左右）。提振消费不仅是短期调节总需求、拉动增长手段，还能迭代出新生、丰富、高层次消费需求，引导出高质效投资。应认识到只有无效投资，没有无效消费。

今年稳增长政策更侧重促消费，而提高投资效益根本上是为了增加优质供给，两者是一致的。我国高技术投资增速远高于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尤其是高技术服务业投资保持两位数增长，这也是目前经济运行的一大亮点。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基础还需进一步稳固，应尽快疏通政策落实堵点，因地制宜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新优势，增加新兴产业基础设施和传统基建升级改造等领域项目储备。

五、提高地方政府提振消费的积极性

当前，地方政府在激发消费活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二季度以来，多地扩内需促消费举措进一步加码，甚至有建议提出将消费指标纳入地方政府考核。我认为，在制度安排上，未来中国可能出台一些超预期政策，以进一步增强地方政府促消费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随着消费日益成为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优化增值税分配机制应当加快提上议程。2016 年我国全面推开“营改增”后，中央与地方形成增值税“五五分享”格局，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同时，1994 年分税制改革确立的“属地征收”原则延续至今，增值税归属地始终是机构所在地或注册地，而非消费地。例如，北京消费者购买上海生产的汽车，增值税最终分配到上海财政，而非北京财政。属地征收原则有助于调动地方政府扶持本土企业生产积极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地方消费活动关注和支持。

在优化增值税分配方面，建议考虑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消费地补偿机制，增强地方政府鼓励消费动机，使其更积极制定和落实促消费政策，直接拉动地方消费增长。新增税收来源还可有效补充地方财政，使地方政府拥有更充裕资金用于再分配，提高收入分配公平性，进一步为地方消费注入活力。鉴于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推行消费地原则可能导致部分地区承担较大税收损失，因此应进一步探讨建立相应补偿机制，例如适当调高增值税中归属地方比例，缓解税制改革带来的冲击。

总而言之，消费对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力巨大、作用关键。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服务业开放、优化增值税分配机制等多方面举措，可以有效释放消费活力，促进消费和投资更好结合，推动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未来，我们应继续关注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断探索和完善相关政策，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