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姆·奥尼尔：挽救生命之诊断的经济学意义

距离由我担任主席的英国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审查委员会发布其最终建议已近九年。从那时起我偶尔会查看我们提出的29项具体建议的进展情况，但结果总是令人失望。尽管我们的工作在当时受到了关注，但上述建议却极少得到落实。

在进行审查时，我和我的团队利用了各类过往经验和专业知识来源来解决供需两方面的问题——也就是市场上和研发管道中有效治疗方法或替代品的缺乏以及对现有抗生素的过度使用。正如我之前所指出的那样，通过“推动式激励措施”（支持基础研究）来筹集资金开发新型抗生素的做法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除英国启动了一项富有前景的倡议之外，在为制药企业引入更有力的“拉动式激励”（奖励）方面却进展甚微，而在我们提出的其他促进供给的建议方面，也几乎没有任何行动。

在减少需求方面，一个重大胜利是世界一些地区减少了抗微生物药物在农业中的使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消费者转而青睐无抗生素食品，但也是与我们的建议相似甚至相同之政策的结果。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一直认为我们最重要的建议是推动价格实惠的快速诊断技术。这一技术解决方案是确保患者得到正确治疗的关键，同时也是避免不必要地使用抗微生物药物的关键。长期性地减少对抗微生物药物的需求是我们可以采取的最重要步骤之一。

但尽管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在迅速发展和普及，在这方面却进展甚微。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可能是诊断的成本仍然高于简单开具抗生素处方的成本。虽然正确使用诊断技术可以减缓抗微生物药耐药性的传播，从而带来巨大收益，但这是一个积极的外部效应，而目前的市场并未捕捉到这一点。

制药企业和其他各个方面会通过直接许可抗菌药价格大幅上涨来弥补这一市场失灵，认为这将激励该行业研究有用的新药。但这些建议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发达经济体和中低收入经济体中的许多人都买不起高价药。较高的价格会因患者的经济能力而产生区别对待，而我们实际上想要的则是依据患者的医疗需求去区别对待。

因此，我们自己的建议是发达国家应立法禁止在缺乏快速诊断方法的情况下开具抗微生物药处方，而全球各利益相关方则应制定更有力的激励措施，促进中低收入国家开发和使用此类检测方法。我们所实现的主要影响之一是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在发展中国家推广疫苗的成功先期市场承诺模式。

另一个复杂问题是诊断会因疾病的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有些人会从特定疾病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比如淋病（抗药性问题正在迅速加剧）、链球菌性咽喉炎或败血症（尤其是新生儿）。目前估计每年有40万~70万名婴儿死于败血症，原因要么是他们需要抗生素但没有使用，要么是他们不必要地使用了抗生素。无论哪种情况，问题的根源都在于缺乏诊断工具。

认识到新生儿败血症诊断工具的普及将带来变革，许多研究人员——包括一些帮助制定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运作模式的人员——已经聚集在一起尝试为此类技术开发一个先期市场承诺模式。他们估计，如果诊断测试得到广泛应用，每年可挽救10万婴儿的生命，而这一患者群体的抗生素使用量将减少20%。

我依然对担任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审查委员会主席一职深感荣幸，但工作远未结束。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我们这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将就各类新先期市场承诺、如何为其提供资金以及哪个组织或哪些组织最适合对其进行监督等问题发表新的论文。诊断方面的突破很可能会引发强大的连锁反应，从而遏制更广泛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威胁。

（作者曾任高盛资产管理公司主席、英国财政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