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科技创新协同发展，长三角首次协同立法

长三角，中国经济版图中重要的压舱石、动力源。

今年举行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各方形成共识——协同共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构建更加紧密的区域创新共同体。

从“物理聚合”到“化学融合”，长三角面临更高的系统集成要求，这需要更深入的改革，更有力的体制支撑。

昨天（7月31日）举行的上海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

“这是长三角首部以协同立法的形式针对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制定的法律性问题决定，”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崔凯看来，这是《立法法》修改后长三角地区人大加强协同立法的又一重要成果，标志着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迈入法治化新阶段。

制度破壁

“19项条款，看似不多，却条条干货，每条都是我们开了无数次会‘磨’出来的。”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立法监督处处长高玲解释，长三角三省一市在科技创新领域各有特色。但从近年来长三角协同立法特点来看，《决定》内容又需要高度一致。在上海人大牵头下，三省一市同步调研、同步起草、同步审议、同步发布。

如何在求取“最大公约数”的同时，又充分保留地方创新探索？《决定》起草中，上海人大特别加强与苏浙皖三省科技、司法行政部门以及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的沟通协作，组织召开各类读稿会、推进会，反复修改完善草案，推动形成共识。

比如，关于深化人才共育交流方面，浙江省相关部门提出，引进部分顶尖人才时遭遇“职称跨区域互认难”。相关部门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时，认为这是三省一市面临的共性问题，最终将其吸纳进《决定》中。

“改革越往深入推进，触及利益也会越多，”曾参与过调研的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庆认为，《决定》中所谈及的“项目、人才、基地、资金一体化配置”很关键。比如，某上海企业抛出技术需求，一所安徽高校揭榜并顺利解决难题。面对类似情形，上海相关部门扶持企业的创新资金能否“流动”到安徽高校？在刘庆看来，《决定》体现的“一体化”理念很重要，下一步的关键在于能否配套落地政策，让法规条文落到实处。

资源共享

科技革命加速演进，作为“国之重器”的大科学装置，不仅孕育着前沿科技创新成果，也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

放眼全国，长三角是中国大科学装置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上海拥有20个、合肥布局13个、苏浙多地也在加快建设。这些重金投入的大科学装置，如何让更多科研创新人员用得上、用得好？

“向更多科研人员敞开大门，令他们不再受制于行政区划、平台壁垒，更灵活地开展跨学科研究。”曾在上海市委科创办挂职过的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段纯刚认为，大科学装置想用出价值，还要从设施共享迈向数据共享。

部分国外科研机构曾尝试把观测数据向全世界科研人员开源，允许有兴趣的科研爱好者加入。这样一来，那些凭单一科研机构力量无法分析的数据就能“盘活”。

《决定》进一步明确，完善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大型科学仪器等科技资源开放共享以及科技专家库共享共用，开展联合攻关等项目的协同管理和数据共享。

创新协同

“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是《决定》的亮点之一。

审议中，“建设一体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被不少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点赞“很有力度”。结合实践探索，《决定》还进一步细化了具体方向——推动长三角技术转移服务平台、技术交易市场线上线下互联互通。

在段纯刚看来，聚焦前沿交叉和未来产业领域开展跨省域联合攻关十分关键。作为知识密集型区域，上海拥有丰沛的高校资源，不缺“聪明的大脑”，更有机会产出灵光乍现的创意想法。但在中试放大等领域，部分周边省市在某一细分赛道长期深耕，已积累了自身优势。长三角应充分顺应不同产业领域的创新网络特点，优化布局，提升创新体系效率。

“关键在于能否在系统层面作统筹安排，特别是在认定成果归属方面有明确指向。”段纯刚认为，更科学合理的“指挥棒”有助于调动体系内各创新主体的潜力、动力。

刘庆留意到，《决定》中谈及“鼓励以市场化机制跨区域建设科技孵化器、科创飞地、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等”。在他看来，这类探索值得鼓励。比如，在园区运营积累了成熟经验的临港、漕河泾等，应做大规模、输出模式，真正形成品牌效应。“政府在这一方面应适时松绑，让市场资源更有效配置。”

高玲则提及一处关键切入点——重要承载区共建。《决定》明确，促进各类开发区（园区）跨省域、跨园区交流合作和联动发展。长三角G60科创走廊、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沿沪宁产业创新带等已颇具规模的集聚区被《决定》逐一“点名”，并被赋予推动形成创新型产业集群的重任。

为更好贯彻落实《决定》内容，上海市科委副主任黄红透露，上海市科委将成立专题工作组，凝练提出新一轮行动方案的重点工作方向。比如，进一步推动上海、合肥国家科学中心的共建共享；更有效支持战略科技力量跨区域协同创新；深化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合作机制；更好开展央地协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