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人工智能的密集式报道让人喘不过气来。这项技术的加速发展被视为一种必然趋势,其前景既让人兴奋,又让人们对未来怀有恐惧。从处于行业前沿公司的股市高估值来看,市场似乎坚信我们已经步入了一场技术革命。
而我也对自己的前景预期进行了重新评估。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近年来的观点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性创新应该是个净利好,因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新技术的到来一向如此。现实从未证明技术怀疑论者和悲观主义者所谓某些新技术会造成大规模失业危机的观点,因此我默认这回也不例外。此外对于面临劳动力迅速老龄化、反移民政治反弹以及政府债务负担不断加重等问题的西方社会来说,人工智能可能是一个天赐的好东西。
但我其实没明白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有多快,也并未意识到这项技术可能有多么危险,尤其是当它不需要控制者的任何输入就能调整自身思维时。一旦它落入坏人之手(无论是犯罪组织还是流氓国家),就可能造成政治和社会灾难。
生产和运营这项技术的成本也非常高昂。我们刚刚目睹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英国的访问,除了一大堆排场仪式之外,人们还高度关注如何调动更多投资来建设数据中心,以及为其提供动力的能源基础设施。
鉴于史无前例的市场估值和巨额资金,我不禁要问: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人工智能的威力如此显而易见,却无法解决社会中那些最大的问题,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我明白那些头部企业的所有者为何都希望其他企业采用人工智能,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项技术能帮助我们解决那些最大、最顽固的挑战。
对于私营部门雇主来说,人工智能似乎是控制劳动力成本的一个明确手段。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乐见一切能让企业高管不再过度关注廉价、灵活劳动力需求的技术。但从大局来看这个问题并不特别重要。
以英国为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生产率增长一直疲软,而如果深入研究数据,就会发现那些关键公共部门机构是个主要影响因素。但尽管每个人都在谈论提高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生产率,却没有人真正将它当成要事来办。
当我2023年在独立的泰晤士报健康委员会任职时,我经常反驳一种观点,即无论采取什么行动,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都将不可避免地继续上升。上世纪70年代末英国医疗开支占GDP的比例与教育差不多,约为5%,如今医疗开支已经接近GDP的12%,是教育的两倍多。
但在作为经济学家的我看来,这些趋势线毫无意义。教育支出理应高于医疗支出,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既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又能做出更好的健康选择。在医疗保健领域提高生产率可能也比在教学领域更容易。更糟糕的是医疗保健支出增加得越多,越不免要去削减其他领域的支出,除非进一步大幅加税。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预测,如果不在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福利支付、公共养老金和其他社会服务方面有所作为,2050年潜在政府债务将达到极其骇人的水平。
因此我对公共政策制定者、行业领导者和其他人的建议是,制定一项认真、明确且以证据为基础的方案,确保人工智能在最需要的地方促进生产力增长。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既然有这么多聪明才智在开发这项技术,那肯定有人能想出办法把它用好。
(作者曾任高盛资产管理公司主席、英国财政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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