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交流的中流砥柱：写在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闭幕之际

2025年10月13日至15日，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大会的主题为“世界视野下的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位中外知名专家学者齐聚黄浦江畔，深入交流中华文明的赓续和创新，充分探讨中国道路的文明内涵、经验启示和世界意义。大会包括开幕式、主论坛、五场平行分论坛及配套活动。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承办。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蓬勃发展的中国活力、文明互鉴的中国主张，一直吸引着各国主流智库、主流媒体、大学和文化机构的研究者深入探究。不少资深外国领导人和外交官，本世纪以来也纷纷加入了研究中国的行列；并和上海社科院学者多有交流。得益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正不断增强；而一带一路沿线非凡成就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想，又吸引着世界各国的青年才俊不断投身对中国道路的观察和研究新领域。目前仅孔子学院、共有约16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超500所，全球对中国学的研究日益深入。

如今的中国学，不仅是研究中国的学问，更是以文明互鉴为根基的世界学问；本届大会取得多项重要成果。经济学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权衡研究员指出：本届大会以“四个首发”开启了中国学发展的崭新篇章。即发布了《文明互鉴与世界中国学繁荣发展：上海倡议》，呼吁学者加强合作；同时《中国学》（中英文）创刊号在沪发布，为中外学术对话搭新桥梁；发布《世界中国学：当代发展与未来展望》报告，彰显中国学术界自信；首次发布世界中国学研究推荐书目（五十四部权威著作），提供高质量知识资源。权衡研究员对此强调，这标志着世界中国学研究进入以共建共享共识为特点的新阶段。而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理解中国要放在人类文明演进大背景下，把握其历史连续性、文化包容性和思想创造性。

本届大会内容丰富多彩，笔者印象深刻的有如下主题活动。首先是普罗迪的演讲。我的对外工作交流纪录显示：普罗迪于1996年至1998年、2006年至2008年两度出任意大利总理，被誉为“意大利工业经济学派”的奠基人之一。1999年至2004年，普罗迪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积极推动欧盟一体化建设。2019年至2024年，普罗迪担任中意慈善论坛联合荣誉主席，为中欧慈善合作与交流搭建新桥梁。作为开幕式的致辞嘉宾，他慷慨表示：“在当下这个重要的时刻，中欧应当合作，共同塑造未来”。普罗迪的具体高见是：中欧战略性合作是压舱石，双方在气候变化、绿色经济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等领域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所以“战略性合作”仍是双方关系的主基调，任何形式的“脱钩”都违背双方利益。“合作”在这个时代至关重要，整个欧洲已经为了这个目标努力了很多年。“在当前的世界中，只有合作才是我们的指南针”。他强调：中欧双方需要通过坦诚对话并建立有效的“护栏”机制，防止良性竞争滑向对抗或冲突。关于未来的合作路径，普罗迪声称最终目标是通过在务实主义与战略互信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以此为基础，中欧方能超越分歧，共同塑造一个稳定与繁荣的未来。

其次，是《世界中国学：当代发展与未来展望》由上海社科院推出。这是在10月15日上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协办的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分论坛三“多学科视域下的世界中国学知识体系”上率先发布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吴雪明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沈桂龙、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温泽远，出席本次专题活动。与会者认为：新时代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全球对中国的研究日益深入，中国学已跻身显学之列。沈桂龙所长介绍：“此次新书发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当下意义。随着中国学的全球学术版图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以及学术的代际更替进程加快，中国有必要对国外中国学的再研究进行持续追踪和深度了解，在此基础上即建立起本土研究的中国观点。与此同时，这本新书兼具报告性和研究性，能够为世界中国学大会提供学术支撑，有利于促进持续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而我在和吴学明交流中认为：此书也为一般读者提供了一个窗口，让其能够借此理解世界眼中的中国，从而促进未来中外更深入、更广泛的交流与对话。

第三，是大会特别定制的“中国式现代化”、“人民城市上海图景”参访活动。时间就是10月13日的全天，参访经典场合包括浦东张江、徐汇滨江、老城厢豫园和黄浦江夜景。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钱运春就参加了陪同和导览工作，并提供了多幅具有读懂中国和文明互鉴意义的新图景。这一创新是和以往在上海举行的国家文化交流活动和学术研讨会最大区别，即提供了让国际著名汉学家和权威人士零距离观察人民城市理念和中国式现代化范例场景。汉学家们往往能够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维，对于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在文本上也有阐述；但面对面实景式考察则是首次。如就在我曾经笔下推荐过的徐汇滨江党群服务中心，英国知名作家卡洛斯•马丁内斯就如此感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厨房和淋浴间，户外工人可以休息、淋浴、热饭。我很高兴看到政府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提供解决方案”。他还勤快地记录了上海江河沿岸的再生和规划、党群服务中心在满足普通民众需求方面的努力等观感；并坦言：“英国等国家的政府和执政党更关注大公司和富人的需求，而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则对所有人负责，特别是那些资源不足的人群，这些都是值得世界其他国家学习的范例”。而来自印度的汉学家狄伯杰，同样对徐汇滨江党群服务中心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印象特别深刻，他就认为中国政府尤其在“以人为本”方面，不仅理念领先其他很多国家，规模之大也是令人称赞的。

再交流到中国式现代化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启迪方面，海外汉学家们感触就更深。来自文明古国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兼孔子学院埃方院长大海如此表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现代化几乎被等同于西方化，但中国的发展实践打破了这一路径依赖，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为埃及提供了启示“。他的感慨，让我想起了一九九四年在上海社科院场合陪同全国人大代表、时任上海社科院院长的著名经济学家张仲礼先生接待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加利先生，曾经担任过埃及负责经济发展工作的副总理要职。当时加利就已经感受到了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崭新活力，他就表示希望有看到以开罗为龙头的尼罗河三角洲蓬勃发展的场景。而现在随着中国与埃及深化经济合作和一带一路蓝图的不断务实推进，尼罗河三角洲已经出现了繁荣的崭新气象；足以告慰两位先贤大哲！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