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人口持续创新低，倒逼日本政府升级政策供给

尽管日本政府不断加大政策能量，但过去50多年日本总和生育率依然持续创下历史新低，同时少子化还伴随着日益加重的老龄化，两方面因素共同发力，加剧了日本总人口数量接续萎缩的趋势。

日本人口结构逆向变异已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人口学或者经济学概念，它除了危及社会保障体系存续，更会连带出劳动力供求的惨痛断裂，以及经济与社会结构的负向裂变。

人口危机之殇

1973年日本总和生育率达到2.14的峰值之后，开启了下降的总趋势。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显示，2024年日本出生人口72.1万，同比下降5%，总和生育率为1.15。横向比较，这一总和生育率低于全球2.2的平均水平，也被发达国家1.4的平均生育率甩在脑后，且与日本2.07的人口替代率相距甚远。

纵向比较，无论是新生儿出生数量还是总和人口生育率，日本均创下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纪录。按照整年度比较，日本出生人口已连续16年萎缩，除去外国人以及在国外的日本人所生婴儿数量，2024年日本新生人口只有68.6万人，首次跌破70万人大关，比日本官方预测提前了15年。今年上半年日本新生儿数量为33.9万人，同比减少3.1%，连续4年低于40万，且为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

同时，日本国内死亡人口则是年年创出新高，其中2024年死亡人口达162万，同比上涨1.9%，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以死亡人口减去出生人口得出的“人口自然减量”达89.9万，亦为历年最高。同样，2025年前7月，日本死亡人数达95.6万人，人口自然减少55.3万人，双双创出历史新高。联合国预测，日本人口至2100年将减少至7685万。

低生育率对日本经济增长构成了巨大的拖累。由于年轻人口的减少，不仅消费市场持续萎缩，而且劳动力供给长期疲软，许多行业遭遇人手不足的困扰，其中2024年有创纪录的342家日本公司因劳动力短缺而破产。日本人力资源研究所估计，到2040年，日本将面临1100万的劳动力缺口。日本还是全球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这势必加剧人才逆差程度，在难以找到优质员工的同时，企业的创新能力也倍显不足。

从公共层面看，除了导致学校关闭、社区活力下降、孤独死增加等现象外，政府养老金支持体系也发出了捉襟见肘的信号。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在过去20年里，缴纳养老金的人数减少了约300万，而领取人数增加了近40%。日本财务省预估，到2040年，日本的社会保障支出将占GDP的24%。

更为复杂而多维的变量因素

新生儿出生率降低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趋势，不同国家新生人口边际增长走低的集体成像背后，既有共同性背景，也有个性化驱动与诱导因素。对于日本而言，这些原因更为密集和突出，包括经济压力、社会结构、性别不平等以及文化价值观等多重因素的混合交织。

第一，经济负担是抑制日本总和生育率的最主要因素。此前日本经济经历了长周期增长停滞以及国民收入改善持续乏力的煎熬，虽然目前日本失业率为经合组织国家最低，但日本年轻一代就业并不稳定，其中非正规雇佣比例持续攀升超过40%，这些非正式员工收入低、保障差、职业前景狭窄，结婚生育的欲望便会自动被压抑；房价高企也显著抬高了组建家庭的经济门槛；同时育儿成本扶摇直上，按照日本内阁府的调查结论，日本家庭抚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平均费用超过2000万日元。

第二，企业工作文化成了日本家庭的重压。在日本，员工长时间工作已成常态， “过劳”问题全球闻名。同时，职场普遍存在的“男性养家”模式，男性员工被迫将大量时间投入工作，无暇参与家庭生活和育儿；对于女性而言，平衡好职场员工与母亲身份的难度更大，企业中管理职位的女性比例偏低，普通员工生育后重返职场面临诸多不利，许多职业女性不得不在工作和生育之间艰难选择，而往往牺牲后者。

第三，性别不平等以及由此引起女性角色主动性切换。日本依然保留着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根深蒂固。日本内阁府调查显示，日本男性参与家务和育儿的时间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不愿进入这种不平等婚姻关系，日本30~34岁女性未婚率高达35.6%，35~39岁女性未婚率接近26%，伴随女性觉醒以及学习时间延长，生育率也在加速下降。数据显示，2024年日本初次生育平均年龄升至31岁，比2005年增加了2岁，高龄生育的女性数量也在增加，40岁出头女性的生育数量在2024年超过了20岁出头的女性生育人数。

第四，社会文化变迁。日本年轻一代的婚恋观和家庭观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一方面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观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将结婚生子视为人生必经之路；另一方面是社会宽容度的大幅提高，单身、丁克等生活方式有了肥沃的生存与壮大土壤。日本政府调查显示，18~34岁未婚者中，约有30%的男性和26%的女性表示“不打算结婚”。而且，婚育价值观转变具有深层性、文化性特征，对生育率的不利影响可能更久远与更广泛。

第五，地区间不平衡加剧了日本少子化问题的复杂性。东京等大都市圈依然吸引大量年轻人口流入，虽然这些地区生育率更低，但由于人口基数大，绝对新生儿数量仍相对较多。而地方农村和小城市则面临更为严峻的人口危机，年轻人口外流，老龄化程度极高，社区功能难以维持。这种人口分布不均导致政策应对需要更具地域针对性，单一国家层面政策难以有效应对多样化的地方现实。

政策加价又加量

多年来，日本政府集成出了多维度、系统化、战略性的顶层设计，以应对少子化困境。一方面，法律制度不断完善，30年前推出《天使计划》，后来发布《新天使计划》《少子化对策推进基本方针》，20年前颁布《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10年前推出《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另一方面，激励新生人口出生率的政策举措持续扩充与升级，从最初的育儿津贴和延长产假，到后来的托幼儿设施建设与工作方式改革。

一是经济政策支援体系。对于所有生育女性，提供一次性50万日元的分娩补助金，且如果实际分娩费用超过补助金额，超出部分由健康保险覆盖，之后便向养育儿童的家庭每月支付津贴，直至孩子达到一定年龄。对于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在3岁之前，每月可领取15000日元，而在3岁至18岁期间，每月补助降至10000日元，从第三个孩子开始，每月的补助将增加至3万日元。对于0至2岁幼儿，政府会免除居民税非课税家庭的费用，3至5岁儿童可享受保育园、幼儿园的免费优待，且那些有孩子的家庭可优先入住公营住宅，并获得住房补贴或优惠贷款利率，且公共财政还为低收入家庭学生提供大学、短期大学、专门学校等高等教育机构的学费减免和奖学金补助。

二是育儿服务政策支援体系。首先，基于落实零“待机儿童”（申请了托儿所但因名额已满无法入园的儿童）计划，中央政府持续投入巨资加速保育设施扩容，同时鼓励地方政府新扩建认可保育园、认定儿童园和小规模保育设施，并通过财政补贴措施大力鼓励企业在办公楼内或附近设立内部托儿所；其次，完善多元化托育服务，包括延长保育时间、设立生病儿童专门设施以及创设短时间、临时性托管服务等；再次，为打破保育士人手短缺瓶颈和吸引更多保育人才，政府专为保育士发放每月最高4万日元的额外津贴；最后，策应“儿童未来发展计划”，中央财政从2025财年起设立“儿童预算”专项，并将相关支出翻倍，中央政府设立“儿童家庭厅”，旨在打破省厅壁垒，强力统筹所有儿童相关政策。

三是工作方式改革支援体系。为平衡员工工作与家庭育儿的关系，日本政府设立了育儿休假制度，法定育儿期父母均可申请停职休假，假期可至孩子满1岁，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2岁，休假期间的最初半年可获得休假前工资的67%，之后为50%，由雇佣保险支付，并且法律明确禁止企业因员工申请育休而发生解雇或歧视行为。为鼓励更多男性通过休假承担育儿责任，《育儿护理休假法》强制要求企业必须允许男性员工在孩子出生后8周内申请最多4周的休假（可分两次），同时对于员工休假率高的企业，政府提供财政奖励。《工作方式改革相关法案》还规定了加班时间上限，并鼓励企业引入远程办公、弹性工作时间、短时工作制等，方便员工根据育儿需要调整工作安排。

四是婚姻与生育支援体系。针对“晚婚化”“非婚化”成为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政策向前端延伸与发力，一方面支持地方政府、企业与社区设立各种形式的“婚活中心”或民间援婚组织，借此广泛发动单身男女开展联谊活动，并对相亲活动与组织机构提供财政补贴，甚至直接为新婚夫妇提供住房补贴或现金礼金；另一方面，增强生育医疗支援的包容性，将不孕不育治疗完全纳入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大幅降低患者的经济负担，彻底改写先前高昂治疗费用全部由患者自付的局面。

五是地方政府政策支援体系。在医疗政策方面，东京地区为18岁之前的未成年人实施全免费治疗服务，大多数地区也对0至15岁儿童的医药费提供全额补贴；在教育服务方面，东京都与大阪府自2024年起逐步推行高中学费“完全免费化”政策，预计至2026年将全面落实，且此项政策不仅涵盖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亦包含其中，同时大阪计划在2026年逐步实现公立大学的全免学费政策；工作文化方面，东京都自2025年4月开始为16万多名职员实施每周“做四休三”工作制，有年幼孩子的父母还可以选择将每天工作日程缩短两个小时，且此举不会导致减薪。

六是外国人才引进政策支援体系。一方面，日本政府推出了“特定技能”签证制度，允许外国人在日本从事一些常规工作，并增加外国工人签证数量，计划从2024年起的五年时间内将特定技能外国工人签证上限提高至80万人，较上个五年规划期增逾一倍，日本政府开放了公路运输、铁路、林业和木材等16个引进外国劳动力的行业；另一方面，日本计划未来五年内将外国留学生的数量从16万人增加到30万人，政府为此设立了“日本之家”，为外国人提供住宿和生活支持。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日本持有居留权的外国人总数约为377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其中20岁至30岁年龄段的外国人占所有外国居民总数的56%。这些群体在日本工作或学习，随着他们在日本的停留时间变长，他们开始生育子女，从而给日本人口变量添了一点亮色。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