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产阶级的萎缩：贫困线重构与经济不平等的深层危机

在美国的政治与经济话语中，“中产阶级”长久以来被视为国家脊梁与社会稳定的基石。然而，一场深刻而隐蔽的危机正在蔓延——中产阶级并非在缓慢衰落，而是面临着一场静默中的全面萎缩。

美国贫困线的概念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由社会保障署经济学家莫莉·奥肖斯基提出。当时，贫困线被定义为四口之家最低食物预算的三倍，因为家庭支出中食物占比约三分之一。这一标准旨在衡量绝对贫困，即维持基本生存所需的最低收入水平。根据1963年的计算方法，四口之家的贫困线约为每年3100美元（经通胀调整）。这一阈值被视为社会安全网的底线，旨在识别那些无法满足基本需求的人群。

进入21世纪，这一标准日益脱离现实。2025年，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发布的联邦贫困指南显示，四口之家的贫困线为31200美元，而中等家庭收入约为75580美元。这意味着官方数据显示贫困率约为11.1%，影响约3680万人。然而，这一计算仅基于通胀调整的食物篮子，而忽略了支出结构的巨变。住房、医疗和儿童护理等必需品占比已从1963年的约三分之一飙升至今日的近60%。毋庸讳言，这套数字营造出一种“贫困只是少数边缘群体问题”的假象。

最近，一篇由经济学家迈克尔·格林发布的报告在网络上炸开了锅。他提出了一个让无数美国人脊背发凉的观点：官方的贫困线根本是个谎言，真实的贫困线已经飙升至每年16万美元。如果坚持奥肖斯基的核心逻辑——用最大宗的必需支出占比来反推总收入门槛——那么今天的贫困线乘数不应是3倍，而应是约16倍。据此计算，真实的贫困线应为166400美元。即便采用更保守的实际数据拆算法，将住房、医疗、育儿、食品、交通等必需开支加总，一个四口之家的生存成本也高达136000美元。这意味着，官方数据与真实生存成本之间存在着一个高达10万美元的“认知鸿沟”。正是这个鸿沟，将超过70%的美国家庭，即那些年收入在13.6万美元以下的家庭，在事实上划入了“贫困”的范畴。这意味着超过70%的美国家庭实际处于“贫困”状态，中产阶级正面临全面收缩。

历史背景：从战后繁荣到1980年代转折

美国贫困线严重脱节并非偶然，而是经济政策、金融化和社会变迁的产物。

战后美国经济（1945~1970）标志着中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劳动参与率从1950年的约59%升至1990年的66%，货币流通速度（M2速度）稳步上升，反映经济活力。个人收入购买力强劲，平均时薪的实际价值（经CPI调整）从1950年的约1.50美元升至1970年的约4.50美元，增长近200%。这一时期，工会力量强大，劳动收入占GDP比重稳定在60%以上，贫困率从1960年的22.2%降至1973年的11.1%。

转折发生在1980年代。里根时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包括减税、放松管制和金融自由化——重塑了收入分配。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约64%开始下滑，至2025年降至约56%。这一下降并非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而是政策驱动：企业利润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约6%升至2025年的11%，而工资份额被压缩。同时，联邦债务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32%飙升至2025年的123%，部分缘于减税导致的赤字扩张。

到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和9·11事件加剧了不稳定。2008年金融危机进一步侵蚀中产财富：家庭净值下降约20%，中产家庭（收入中位数67521美元）资产主要为住房，却遭受次贷危机冲击。2020年新冠疫情虽短暂刺激了消费，但也暴露了结构性弱点：劳动参与率降至60%，货币供应M2增长率达25%，远超CPI。

关键数据分析：支出模式变迁与资产泡沫

如今，一个美国家庭的食品支出仅占总收入的约5%~7%，而住房、医疗和儿童护理这三座大山的合计占比已飙升至近60%。

住房是中产阶级灭绝的首要杀手。2025年，美国中位数房价为41.69万美元，是中位数家庭收入（83150美元）的5倍，远高于历史平均的3倍。根据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数据，自2007年以来，房价涨幅（176%）远超实际时薪购买力（42%）。过去六年，房价相对实际时薪上涨54%，迫使购房者需年收入121400美元才能负担典型房屋，而全国平均收入仅8.4万美元。

有趣的是，以黄金计价的房价显示出不同图景：过去25年，平均房价相当于黄金盎司数下降84%。这表明问题不在房屋本身价值，而在美元贬值和利率飙升。2025年，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平均6.8%，较1985年的12.4%虽低，但结合高房价，仍使月供占收入30%以上。以黄金为锚，房屋成本稳定下降，凸显货币体系的通胀压力。

儿童护理和医疗进一步放大负担。2025年，婴儿护理平均月费1230美元，年费1.476万美元，占家庭收入22%，远超HHS的7%“负担得起”标准。美国的28个州，儿童护理年费超过公立大学学费。医疗成本通胀率达3.3%，高于2.9%的整体CPI；自1963年以来，医疗支出增长14倍，而CPI仅增长7.5倍。

个人收入名义增长掩盖了购买力崩塌。2025年，平均时薪为35美元，年收入约7.28万美元，但经实际调整，过去25年购买力下降34%。若按1980~2000年的对数趋势延续，2025年个人收入应高出20万亿美元，每位劳动者多出12.5万美元。相反，货币供应M2自1963年增长10000%，而时薪仅增1100%。若时薪跟上M2，2025年应达300美元/小时。

标普500指数自1964年上涨7倍于时薪，GDP增长3.8倍。若时薪跟上GDP，应为120美元/小时；跟上股市，则为230美元/小时。这反映了金融资产泡沫：2025年，标普500总值113万亿美元，而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滑。

家庭净值分布加剧不平等。2025年，前1%净值占GDP的31%，较1964年的8%翻倍。房屋主股权益占GDP的240%，人均增长680%，主要惠及婴儿潮一代。中产家庭（收入5~15万美元）净值中位数仅19.29万美元，远低于前10%的300万美元。

成因剖析：政策、金融化与全球化合力

中产衰落缘于多重因素交织。

首先，政策倾斜加剧不平等。1980年以来，税制改革使顶层税率从70%降至37%，而中产税负通过FICA和社会保障税上升。补贴“悬崖效应”尤为恶劣：2025年，ACA增强补贴到期将使中收入者（>400%贫困线）失去资格，导致保费翻倍。年收入65000美元的家庭可能因儿童护理陷阱，每多赚1美元即损失医疗援助（Medicaid）资格，净收入反降。

其次，金融化主导实体经济。货币流通速度自1990年代末下降，2025年M2速度仅1.4，较1950年的2.5降40%。劳动参与率从1990年的66%降至2025年的62.3%，核心年龄段（25~54岁）虽稳定在83.6%，但整体下滑反映退休潮和护理负担。企业利润转向股东回报：2025年，股息和回购占利润的90%，而工资投资仅10%。

全球化与自动化加速劳动份额转移。自1980年，制造业就业下降30%，利润外流至新兴市场。顶层1%净值增长源于股票和房地产泡沫，而中产依赖工资，实际收入自2000年停滞。

疫情短暂逆转：2020年刺激移除“参与成本”，中产消费反弹。但2025年，联邦债务占GDP的123%，利息支出达1万亿美元，挤压社会投资。

未来展望：2030年前的中产危机与潜在转机

展望2025~2030年，中产收缩将加剧。CBO预测，联邦债务将升至GDP的118%，赤字达6.1%。贫困率若按官方计算稳定在11%，但重构后可能达75%。中产收入中位数预计升至85000美元，但购买力因医疗（通胀4.9%）和住房（年涨3%）而衰减。儿童贫困率或升至13.7%，影响1000万儿童。

然而，转机存在。拜登基础设施法案和IRA绿色投资可创造200万中产岗位。若Fed降息至4%，住房负担或缓和。工会复兴（如2025年罢工潮）可推升工资份额1%~2%。但若补贴悬崖未修，2400万ACA参保者中，500万中收入者将失保，医疗贫困激增。

中产是经济引擎，其衰落威胁社会稳定。美国中产阶级灭绝般的萎缩并非天灾，而是人祸。2025年数据警示：若不干预，2030年不平等将达历史峰值。中产复兴需结构性改革，而非短期刺激。这就需要重构贫困线，纳入现代支出；修复补贴悬崖，推行渐进税改，将顶层税率升至45%，重塑公平性；投资职业教育，提升劳动参与率至65%，平衡收入分配。

当前，愈演愈烈的美式党争恐难以为此深刻的经济改革提供其所必需的强有力的政治支持，美国中产阶级全面萎缩的势头，短期内亦难有转圜的政策空间。与此同时，美国零售业的销售下滑正蔓延开来，证券市场对此作出了醒目的反应，家庭部门的需求萎缩表明了美国经济韧性正在被削弱。

（作者系浙江现代数字金融科技研究院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