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的深层逻辑与战略意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

（付一夫为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与国内发展阶段转换的双重背景下，内需作为大国经济的“稳定器”和“主引擎”，其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前不久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置于明年八大重点任务之首，且日前《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这一系列举措绝非应对短期波动的权宜之计，而是基于经济发展规律、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以及中国式现代化长远目标所作出的战略抉择。

本文将从经济学视角，系统剖析为扩大内需的原因及其多重战略意义，并探讨未来系统性、结构性的实施路径。

一、扩大内需的战略逻辑

扩大内需战略的提出与强化，根植于对大国经济规律的深刻认识、对当前内外部挑战的现实回应，以及对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主动适应。

其一，扩大内需是遵循大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

总管全球经济发展史，大国经济普遍具有的特征都是以内需为主导。无论是美国的消费驱动型经济，还是德国、日本在体量扩大后因过度依赖外需而暴露的脆弱性，都印证了这一规律。我国作为拥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已具备形成内部良性循环的巨大潜力和客观条件。将发展的立足点更多放在国内，构建强大的内部循环，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经济体量达到一定规模后迈向更高发展水平的必然路径。

其二，扩大内需是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战略基石。

当前的国际市场颇不宁静，全球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地缘政治风险外溢，外部需求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尽管我国通过市场多元化策略稳住了外贸大盘，前11个月贸易顺差甚至创下历史新高，但这在强化外部依赖的同时也可能埋下隐患——毕竟，过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且风险极高。因此扩大内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苦练内功应对外部挑战”的根本之策，是提升经济自主性、安全性和韧性的“压舱石”。

其三，扩大内需是破解当前国内经济运行主要矛盾的关键。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这一矛盾集中体现为社会总需求持续低于潜在产出水平：消费领域，居民消费倾向承压，预防性储蓄意愿居高不下，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多数年份低于60%，远低于发达经济体70%-80%的水平；投资领域，民间投资信心有待提升，2023-2024 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连续两年负增长。这一系列问题也导致价格信号长期疲软，截至2025年11月，CPI连续33个月低速增长，PPI连续38个月收缩，这些信号充分凸显了扩大内需的紧迫性。更何况扩大内需特别是提振消费，是畅通国民经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推动经济回归潜在增长水平的核心关键，因此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扩大内需的多重意义

事实上，扩大内需的意义远不止于拉动经济增长，它更关乎经济结构的优化、发展模式的转型以及民生福祉的增进，具有多重战略价值。

首先，扩大内需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消费不仅是最终需求，更是牵引供给升级、促进创新迭代的根本动力。中央提出“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揭示了需求侧对供给侧的结构性牵引作用。例如，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弯道超车”和从3G到5G的快速迭代，都得益于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提供的需求支撑和应用场景。当消费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演进时，势必会倒逼企业从传统的“价格战”转向品质、技术与服务的竞争，继而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市场动力。

其次，扩大内需是实现“投资于人”与民生改善的良性互动。

扩大内需，特别是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新发展理念的深刻体现。通过“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完善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实质上是将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直接挂钩。这不仅能直接增强居民的“能消费”的能力和“敢消费”的信心，降低预防性储蓄，更能积累人力资本，形成“人力资本红利”，为创新驱动发展奠定基础。因此，扩大内需的过程，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优化收入分配格局、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过程。

再者，扩大内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

强大国内市场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依托。一个内需旺盛、循环畅通的国内市场，能够为国内企业提供广阔的成长空间和试错机会，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并且强大的内需市场也是我国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深度参与和塑造国际循环的核心优势与谈判筹码，可以促使我国在国际经贸关系中更具韧性和主动性。 最后，扩大内需是实现民生福祉的落脚点。

扩大内需与增进民生福祉具有天然统一性。通过政策发力，可以从收入、保障、供给三方面直接改善民众生活。从收入看，扩大内需需推动就业扩容与收入增长，如通过发展消费相关产业创造岗位，完善薪酬机制提升劳动报酬，让民众“有钱花”，继而夯实民生物质基础；从保障看，扩大内需过程中对于完善社保、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投入，有助于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消除消费顾虑，如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比例提高，直接缓解家庭负担，增强民生安全感；从供给看，内需升级会倒逼市场提供更优质产品与服务，如智能家电、健康医疗、文化旅游等供给增加，满足民众从生存型到发展型的消费升级需求，继而提升生活品质。

三、未来如何进一步扩大内需？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管理层对于扩大内需给予了极其高度的重视，后续势必会有更多政策出台。而在我看来，未来想要进一步扩大内需，必须要超越传统的需求刺激思维，构建系统性、结构性的政策框架，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构建“增收+优供+畅流+保障”四位一体的长效机制。

一则，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解决“能消费”问题。

消费本质上是收入的函数。政策核心必须从前端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入手。具体时间过程中，首先要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报酬比重，通过稳就业、优化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方式，稳定居民收入的“主渠道”。其次，强化再分配调节功能，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切实提升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并重点向农村和中低收入群体倾斜。最后，多渠道拓宽增收路径，如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等。目标是推动形成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分配格局，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

二则，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引领新需求，解决“愿消费”问题。

针对“供强需弱”中的结构性错配，供给侧改革需精准发力。一是大力增加优质服务供给。当前我国服务消费占比仍显著低于发达国家，意味着医疗、养老、托育、文旅、体育等领域潜力巨大，需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减少限制、优化监管，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破除服务业开放的制度性壁垒。二是推动商品消费提质升级。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发展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国潮文创等高品质商品，满足个性化、绿色化消费需求。三是优化“两新”政策，这不仅是短期激励，更是利用技术周期加速先进绿色产品市场渗透、倒逼产业链升级的长效机制。

三则，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清除“乐消费”障碍。

流通环节的堵点严重制约内需潜力释放。必须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从综合整治走向深入整治，引导企业从低价恶性竞争转向质量、技术、服务的良性竞争。加快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和隐性壁垒，促进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如优化汽车限购、推动二手车全国流通、简化文旅赛事审批等，推动管理方式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同时要进一步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打击大数据杀熟等新型侵权，优化消费环境等。

四则，坚持“投资于人”与宏观政策协同，稳定“敢消费”预期。

稳定的预期是消费行为的基础。一方面，要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资于人”的力度。在“一老一小”、教育、医疗、住房等关键领域加大政府支出，织密社会保障网，实质性减轻居民的后顾之忧，从而降低预防性储蓄，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另一方面，宏观政策需提供协同支持。财政政策应保持必要支出强度，更多投向促消费、惠民生领域。货币政策需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并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支持消费、中小微企业等领域。投资端则需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并重点通过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保护产权、公平准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形成当期需求与未来供给能力的良性互动。

四、结语

总而言之，扩大内需是中国在经济发展新阶段，基于自身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遵循经济规律、应对内外挑战、谋求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必然。其意义超越了传统的凯恩斯式需求管理，是融合了增长动力转换、发展模式转型和价值旨归升华的深刻系统工程。

未来，扩大内需的成功关键在于从“刺激”转向“构建”，即构建一个以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为根基、以优质多元供给为牵引、以全国统一高效市场为通道、以健全社会保障和友好型宏观政策为护航的内生性、系统性循环。这要求政策具备深刻的改革内涵，触及收入分配、市场统一、服务业开放等深水区。唯有如此，才能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在优势真正转化为现实优势和竞争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筑牢最深厚、最可持续的战略根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推动我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也为产业升级提供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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