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关键在于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

坚定不移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我国经济行稳致远、保持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扩大内需作出战略部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明年经济工作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一文中强调，“要扩大人力资本投入，使更多普通劳动者通过自身努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揭示了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长与扩大内需的内在逻辑。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正是破解消费不足困境、激活国内大市场的钥匙。

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其中内需不足是核心症结，而内需不足又在于普通劳动者劳动报酬长期偏低。当前，我国拥有超过14亿人口、9亿多劳动人口、4.5亿就业劳动者，普通劳动者占就业人口的80%以上，涵盖制造业工人、服务业从业者、农业生产者等群体，其收入水平不仅关系民生福祉，更直接决定消费市场的规模与活力。

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主要影响因素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从内需构成看，近年我国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39%左右，不仅显著低于发达经济体的水平，也和全球平均57%的占比差距明显。内需问题的症结缘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而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是劳动者劳动报酬长期偏离其创造价值的应有回报，进而导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均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当普通劳动者劳动报酬长期偏离其创造的价值，必然导致“有消费意愿却无消费能力”的困境，即便出台短期刺激扩大内需政策，也难以形成可持续的消费动力。因此，尽可能切实提升普通劳动者收入，就成了扩大内需的“双向引擎”——是既扩容消费总量，又升级消费结构的必然之举。

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具有鲜明的 “高消费转化属性”，不同于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特征，其收入增长部分大多直接转化为刚性及改善性消费。保持普通劳动者收入稳步增长，不仅会扩大食品、日用品等基础消费规模，更会推动教育、医疗、文旅、智能家电等中高端消费升级。2020年至2024年，我国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年均增长9.6%，2024年占比达46.1%，正是收入增长带动消费升级的生动体现。量化分析显示，若普通劳动者人均月收入提高1000元，按4.5亿就业人口、0.75的边际消费倾向计算，年消费总量可新增4.05万亿元，约占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8.6%，能如此，必然会为内需市场注入强劲动力。

因此，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筑牢普通劳动者劳动报酬正常增长的制度根基，是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保障。要让收入增长真正成为扩大内需的持续动力，关键在于构建“能增长、可预期、有保障”的收入分配机制。

首要任务是不断完善和持续实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通过强化协商主体能力、规范协商流程、健全监督制度，让劳动者“敢谈、会谈”，让企业经营者“愿谈、真谈”，保证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有效运行，才能实现企业发展成果劳资双方合理分享，不断提升普通劳动者劳动报酬，推动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

此外，要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保障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的劳动报酬权益；在再分配环节，通过税收调节、社会保障兜底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强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减少普通劳动者的“预防性储蓄”，让“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成为生活常态。

扩大内需是一场持久战，核心在收入，关键在劳动报酬。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不仅是民生福祉的“晴雨表”，更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只有将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作为扩大内需的核心抓手，通过完善工资集体协商等制度筑牢增长根基，让普通劳动者的收入稳步提升，才能激活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无限潜力，推动消费率向合理水平迈进。这既是落实扩大内需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经济行稳致远与民生持续改善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全国总工会原集体合同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