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告别经济“温差”，要避免增长过于结构性︱马年大咖谈

对当下中国经济的讨论，多数人心目中的对照组可能仍是20年前甚至30年前的画面。这些画面有时候出现在关于越南经济的报道中，那是热火朝天的繁荣景象。彼时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繁荣由大规模的外资流入（世界工厂）、基建（资本积累）和人口迁移（城市化）推动。这样的繁荣景象太深刻，以至于很难从我们脑海中抹去。这样的景象怎么可能再现？超常增长时期已过，中国经济也变得更强大。但如果政策处理得当，中国经济在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前，依然可以保持比西方世界更快的增长。

正因为保持了长达几十年的高增长，中国经济获得了全面的发展，不仅让近8亿人摆脱了贫困，而且拥有了覆盖全国的一流的物质基础设施，拥有了发达的高速公路、高铁网络、航空、通讯、电网、互联网和5G等。在制造业领域，中国从简单加工起步，经历用市场换技术的中外合资办厂与引进国外技术并消化吸收阶段，如今已拥有本土相当先进的制造能力与发达的供应链，涌现出一大批有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并在人工智能、电动汽车、智能制造和生物医药等领域保持着世界先进的地位。同样得益于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得以在教育、科研和医疗领域持续投入，拥有众多一流大学，每年培养出千万级的高校毕业生和数百万理工科学生，科技创新获得了进入世界前沿的成就，同时建立起了先进的医疗体系和全覆盖的社会保障。

以经济发展的眼光看，中国确实强大起来了。但我们也清楚，中国发展离中长期规划的目标还有相当的差距，未来10年还需要有合理的增速和由增长带来的持续经济发展。但因为起点高了，实现这些更高的目标并不容易，需要政策上及时调整，关注并应对那些在高增长时期不曾显现或并不突出的问题，其中防止需求收缩和总量不平衡就是一个难点。

以规划设定的目标为基础，如果我们要在2035年把按现价美元汇率计算的人均GDP从目前约14000美元提高到25000美元以上，还要保持每年人均GDP约6%的名义增速。考虑到未来10年人口平均每年下降约0.35%（按基准情形的预测），且假设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变，GDP平均每年名义增长约5.6%即可实现目标。

然而，2025年GDP实际增速为5%，名义增速仅3.9%，因为GDP通胀率为-1.1%。这就出现了实际GDP增速较高与整个经济处于偏冷的紧缩状态并存的局面。等于说温度计上显示的数字跟人们的体感不一致，形成了温差。

只有一种情况会导致这样的“温差”出现。那就是增长过于结构化，过于集中在少数相对独立的领域，而这些领域的扩张虽然可以提高实际GDP增速，却无法生成宏观的平衡与稳定局面，极端情形甚至可以出现所谓“没有发展的增长”现象。

这些年来，尽管中国经济实现了5%左右的实际GDP增长，但其增长来源越来越集中化结构化了。新能源车、人工智能等极少数科技产业推动了实际GDP增长，但整个宏观经济反而变冷了。经济总需求和收入流量收缩趋势未见缓解，物价下降，导致名义GDP增速和实际GDP增速出现倒挂。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策继续盯住实际GDP增速目标，将强化结构性增长趋势、恶化整体经济偏弱的态势。因此，经济政策特别是宏观政策，应更多预估结构性增长的宏观风险，并从宏观上平衡好少数高科技产业与其余部门之间的关系。这需要宏观管理当局，尤其是央行，更好发挥宏观稳定和平衡的政策角色。央行货币政策应该主要关注物价和实际的失业，这也是绝大多数国家央行在宏观管理上所持的基本立场和目标。

在低通胀或通货紧缩状况下，央行的货币政策立场和目标应该盯住物价目标，而不必过度关注实体经济和GDP实际增长率。如果只考虑实际GDP增速，货币政策就会在数量工具而不是价格工具上发力，甚至会创造越来越多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来支持少数目标产业的扩张，这么做难以真正缓解宏观经济紧缩压力，不利于物价和宏观经济向正常状态回归。

总体看，宏观政策框架尚未以物价和就业为锚，也没有真正高度关注GDP名义值的变化，政策工具还是以信贷数量型和结构性货币政策为主，利率和汇率政策的调整缺少物价的锚，这就很难确保2%的通胀目标能够实现。

大胆设想一下，如果把去年增长数据颠倒，改为名义GDP增速5%，实际GDP增速3.9%，物价上涨1.1%，从宏观上理解是否比反过来的状况更好？我想是的，因为它表明宏观上更趋稳、更平衡了。需求收缩的状况缓解了，物价上来了，经济开始向正常状态回归。那样的话，实际GDP增速也会慢慢加快。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