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气候治理”到“自然资本核算” ——2026绿金政策回顾与前瞻

（本文作者陈雍为香港城市大学特聘教授）

在2026年初审视过去一年中国绿色金融的政策与实践成果，一个清晰的结论是，中国绿色金融正在从聚焦单一气候维度的“减排叙事”，转向涵盖生物多样性与自然资本核算的“系统生态学”范式，由规模和贴标驱动的主旋律已经成为历史。

一、2025复盘：制度基建竣工与TNFD的落地

2025年是“标准之治”的一年。

1.绿色经济活动项目的扩充与标准界定迭代 2025年6月，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证监会联合修订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正式实施，对绿色经济活动边界进行了重新界定。新版目录首次将“绿色装备式建筑”“低碳农产品”以及“生态保护与修复”纳入主流框架，并删除了颇具争议的化石能源清洁利用条目。监管层通过目录迭代，在合规层面完成了对市场资金的“伪绿”资产剔除。

2.转型金融的“破壁”与试点落地

2025年重要突破在于转型金融的标准化。随着重庆、河北、天津等地的转型金融标准试点于2025年7月完成首轮验收，钢铁、煤化工、农业等“棕色高碳”行业开始有了科学公允的融资通道。河北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建立的“碳账户+转型效果挂钩贷款”模式，首次将范围三排放纳入授信审核前置条件。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转型金融贷款余额突破1200亿元，且平均利率较同期普通流贷低45个基点——这是市场第一次用真金白银为“动态减排”定价。

3.生物多样性融资：从边缘概念到主流资产

2025年是中国绿色金融的“TNFD元年”。继人行《生物多样性金融目录》启动，财政部与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探索基于生态产品价值（GEP）的绿色信贷抵押模式”。包头市率先落地的“大青山南坡生态修复专项债+配套融资”项目，首次将生物多样性指标（如关键物种种群数量、植被覆盖度）设置为SPTs（可持续发展战略绩效目标）。这也意味着金融机构开始尝试将自然资本的增量，以财务回报来量化。

4.短板：数据基建仍存瓶颈

尽管2025年成就不菲，问题也同样明显。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标准尚未完全统一，生物多样性基线调查数据相当缺失，金融机构在实际操作中依然依赖第三方机构的“评估”而非客观“监测”。这导致部分所谓的“生物多样性贷款”仍停留在概念包装层面，并未真正实现物理层面风险或者缓解的关联。

二、2026前瞻：定价逻辑进化，数据基建优化，“自然”的财务化，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化

进入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的筹备之年，绿色金融将面临深层变革。

定价逻辑从政策优惠到市场化溢价

伴随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于2025年底正式纳入水泥、钢铁、电解铝行业，以及2026年初《碳排放双控过渡方案》的出台，碳价信号真正开始传导至实体资产负债表。有银行尝试构建“内部碳影子定价模型”，将40-60元/吨的影子碳价嵌入对公信贷审批的NPV测算中。这意味着，即使没有外部监管约束，高碳项目的内部收益率也将自动劣于低碳项目——这是市场自发的资源配置，而非政策驱动的信贷配给。

气候相关披露的强制化进展

2026年是财政部印发的《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征求意见后的关键执行年。对于在香港和内地两地上市的企业，以及部分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按照ISSB S2标准（气候相关披露）进行范围三碳排放披露将成为强制要求。这不仅是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的合规门槛，也是供应链的“洗牌”。对于位于汽车、电子、出口服装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而言，如果不能向核心链主企业提供经第三方审计的碳足迹数据，将在2026年面临供应商名录出局的商业风险。

这项政策推动绿色金融的数据基建的实质化提升。

生物多样性 “财务化”

2025年是“生物多样性金融”的宣贯年，2026年就是核算年。随着自然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TNFD）的框架与中国本土化的GEP核算体系逐步融合，企业需要开始回答：你的生产经营活动，对依赖的生态系统造成了多少自然资本损耗？又创造了多少生态修复价值？

福建南平、浙江丽水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地区，已经出现了“林业碳汇+生物多样性保护+预期收益权质押”的复合型融资模式。2026年，这类模式将从点状创新走向规模化复制。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增效

2026年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与财政贴息将实施“双轮驱动”。预计监管部门将进一步扩大碳减排支持工具的支持范围，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污染治理等项目纳入其中，并允许地方财政对符合条件的项目进行1%-1.5%的贴息。这种“央行低成本资金+财政贴息+地方担保”的机制，将把重点领域绿色项目的实际融资成本压降至2%以下，真正实现金融资源对生态价值的让利。

三、企业战略：在“自然资本”的坐标系中重构竞争壁垒

面对2026年愈加丰富的政策工具箱与趋紧的监管，企业不仅要做一个合规者，更应主动将绿色金融工具转化为财务战略的护城河。

1.高碳企业用科学的转型规划降低融资成本

在钢铁、化工、建材、有色金属等领域，同样是节能改造或技术升级项目，方向正确、目标具体，路径清晰的企业更容易获得中长期优惠资金支持。

高碳行业2026年的生存法则是：依靠科学的转型路径，打通低息融资通道。企业应尽快编制符合SBTi（科学碳目标倡议）标准的碳减排路径图，并将其与银行的转型金融KPI挂钩。在签订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SLL）时，应主动设置更具挑战性的SPT，以换取更大幅度的利率下浮。

2.生态依赖型企业通过建立“生物多样性”的信用加分

生物多样性正在从“软约束”，转向可被金融体系部分吸收的风险变量。对于农业、食品、资源型等高度依赖生态系统的行业，生物多样性已然成为风险缓释工具。与生态修复、可持续林业、自然资源管理相关的项目，正在以更“金融化”的方式被讨论。

企业应尽快开展自然相关依赖性与影响评估，摸清供应链中的“自然风险敞口”。证明其经营周边的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据此申请“生态产品价值贷”，将生态绩效转化为授信额度的提升。

3.产品出海型企业以数据溯源获取“贸易通行证”

面对欧盟CBAM（碳边境调节机制）及即将实施的《欧盟零毁林法案》，中国企业2026年的核心任务是数据溯源。建议出口企业利用绿色贸易专项再贷款，升级供应链追溯系统，从原料采购到生产物流，建立起符合国际审计要求的碳足迹与生物多样性影响数据链。这是获取跨国订单或者产品直接进入海外市场的门槛。

4.警惕“漂绿”合规风险

随着2026年监管机构加大对ESG信息披露的审计力度，任何未经核证的“绿色标签”都可能招致境内和/或境外监管问询。建议引入第三方鉴证机构，对ESG报告及绿色融资的募集资金用途进行穿透式审计，确保每一笔“绿债”资金都流向目录规定的具体项目。

在2026年开局点，我们可以看到绿色金融已经从企业ESG报告的形象内容，落地到资产负债表上的真实科目。从定性到定量，从气候到自然，关于可持续价值的金融化重估正开始进行。只有顺应趋势提前布局的企业，才能跻身即将到来的“自然资本”时代的价值链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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