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人事“大换血”，多名内阁成员面临去留考验

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内阁“大换血”正拉开序幕。

据新华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日解除邦迪（Pam Bondi）的司法部部长职务。此外，有消息人士透露，白宫正在“积极讨论”解职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Kash Patel）、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Daniel Driscoll）以及劳工部长洛丽·查韦斯-德雷默（Lori Chavez-DeRemer）等多名高官，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作出最终决定。

根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追踪数据，特朗普第二任期首年的政府高级职位人员离职率为29%，略低于第一任期35%的离职率，但数据背后的人事更迭逻辑已发生深刻演变。

分析人士称，特朗普此番进行人事重组，是希望今年11月期中选举前完成防御性布局，防止民主党若在选举中得势，导致明年的行政任命确认程序受阻。

此外，民调压力也是重要推手，根据民调机构YouGov在2026年3月底开展的调查，特朗普的民意净支持率已跌至-23%的新低，目前仅有35%的美国人认可其执政表现，而反对者比例则高达58%。有官员表示，白宫方面认为，通过进一步调整内阁，有机会在最关键的选举议题上收复失地。

风格转变

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的前15个月里，内阁团队保持了相对稳定，这与第一任期初期的频繁震荡形成鲜明对比。

回顾2018年3月，特朗普曾一次性更换了多位政府高级官员，时任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H.R.McMaster）以及退伍军人事务部长舒尔金（David Shulkin）均在短时间内相继被解职，这被视为他摆脱建制派约束的转折点。

而本届任期的人事安排从一开始就侧重于对个人忠诚度的考量。美国Harris Sliwoski律所资深律师亚当斯·李（Adams Lee）此前在谈到特朗普内阁成员选择时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第一任期时，特朗普内阁成员的更替率很高，“这个任期可能更少变动，因为这一前提是，只有那些对特朗普高度忠诚的人才会愿意加入他的内阁。”

有分析认为，此次“权力洗牌”背后的逻辑与第一任期有所不同，更着眼于执行效能而不是政策立场。以上个月被解雇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Kristi Noem）为例，作为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的坚定执行者，白宫对诺姆的不满源于她驱逐移民行动的进度落后于白宫预期，同时，据报道，诺姆过于高调且具对抗性的行事风格也逐渐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包袱。此外，邦迪的失势也源于其法律行动未能达到白宫的预期，尤其是对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John Bolton）、FBI前局长科米（James Comey）以及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Letitia James）的起诉进展未能满足白宫的政治诉求。

当前，美国劳工部长查韦斯-德雷默和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也面临职务调整的可能性。据报道，特朗普已对这两位部长的表现表达了明显的挫败感。白宫发言人罗杰斯（Taylor Rogers）在声明中称，两人在捍卫美国工人利益方面“表现出色”，并继续获得“特朗普总统的全力支持”。但另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称，潜在的高层大换血主要针对那些特朗普认为“表现不佳或引发了过多负面关注”的内阁成员。当前，卢特尼克的处境“如履薄冰”，特朗普此前也曾考虑过将其撤换，但目前尚未真正执行；而查韦斯-德雷默的去留则“正在讨论中”。

背后考量

从整体数据来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人员更换率略低于第一任期的第一年。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这种人事格局的演变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首先，特朗普在胜选前便授权了遗产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AFPI）以及美国更新中心（CRA）三大外部智库，提前对政府架构与人员组成进行策划。这些组织的核心使命是筛选并聘用“忠诚者”，从而促成了一大批特朗普第一任期亲信的强势回归。

这些“老兵”涵盖了白宫各关键职能岗位，包括白宫总统助理兼政策副幕僚长米勒（Stephen Miller）、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Kevin Hassett）和白宫贸易与制造政策高级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等。

其次，本届美国政府在处理人事危机上改变了公开解雇高级幕僚的做法，更倾向于通过岗位平调解决问题。例如，面对犯下“群聊泄密门”事件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Waltz），特朗普将其提名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同时，幕僚离职的公众曝光度显著降低。除了沃尔茨转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外，较为重大的两起幕僚离职事件在公众领域都相对低调。一位是转任驻印度大使的白宫人事办公室主任戈尔（Sergio Gor），另一位则是投身私营部门的白宫副幕僚长布多维奇（Taylor Budowich）。

布鲁金斯学会还发现，特朗普政府2025年的离职模式与2017年也存在显著不同。该智库将幕僚离职定义为主动辞职、晋升或迫于压力辞职三种类型。2017年第一任期内，超过半数的离职属于“被迫辞职”；而在2025年，这一比例已降至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