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的“收支双杀”

近期，美国启动对部分已征关税的退款程序，与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大而美”减税法案进入落地阶段，构成了观察2026年美国财政风险的两个重要角度。

表面上看，前者属于司法裁决推动下的贸易政策调整，后者属于税制安排落地后的收入变化；但从财政运行角度看，两者都指向同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美国财政正在同时承受收入基础不稳、赤字惯性强化和融资成本高位固化的多重压力。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某一项单独政策变化本身，而是这些变化正在共同推动美国财政风险进一步暴露，并使其由以往的周期性失衡加快转化为更为顽固的结构性约束。

美国财政风险面临结构性约束

美国政府此前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的一部分全球性关税，已被美国最高法院认定为越权。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依照法院要求建立退款系统，准备自4月20日起受理退款申请，涉及金额约1660亿美元，其中约1270亿美元退款（含利息）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部分复杂条目需人工处理。不过，特朗普政府并未放弃关税工具，而是试图推动通过122条款、301调查等新的法律路径重新施加关税压力。尽管美国整体仍未退出高关税政策，其对外经济施压工具体系也没有发生根本性收缩，但其关税作为财政边际补充工具的收入稳定性，已经在司法层面遭遇实质性冲击。

几乎与此同步，“大而美”法案在2026年报税季开始更明显地体现到居民和企业现金流之中。随着报税季展开，美国纳税人开始感受到新扣除项和减税安排的影响，不同收入群体、不同州以及不同报税类型之间的受益差异逐步显现，由此再次引发美国对该法案公平性、分配效应及其财政后果的讨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测算，该法案将在2025~2034年间使美国统一预算赤字净增约3.4万亿美元，主要原因在于减税让美国财政收入减少约4.5万亿美元，显著高于同期约1.1万亿美元的支出缩减。正因如此，2026年围绕该法案的讨论，已经从去年的立法争议，转化为今年预算执行和税收分配中的现实后果。

在这一背景下，关税退款与减税扩张便不再是彼此孤立的事件，而是成为2026年美国财政脆弱性进一步暴露的两个标志性现象。前者意味着部分既有收入回吐，后者意味着财政收入继续承压；前者削弱的是收入的现实稳定性，后者削弱的是收入的中期可持续性。两者叠加暴露出，美国财政风险已经由一般意义上的短期失衡演化为持续累积、内生强化的结构性约束。

这一判断首先可以从美国财政基本盘的变化中得到印证。2024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达到1.833万亿美元；同年联邦债务利息支出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达到约1.13万亿美元。到2024财政年度末，美国联邦债务已达35.5万亿美元。2025财年后，受关税收入增加等因素支撑，美国联邦预算赤字小幅降至1.775万亿美元，占GDP比重降至5.9%；但利息负担并未明显缓解，CBO口径下2025财年联邦净利息支出仍高达9700亿美元，财政部口径下联邦债务利息支出进一步升至约1.216万亿美元。到2026年4月，美国总公共债务已接近39万亿美元。IMF在2026年第四条磋商中指出，美国2025财年联邦赤字占GDP比重虽降至5.9%，但一般政府债务已升至GDP 的123.9%；IMF警告，在现行政策延续的情况下，美国财政赤字未来几年大体维持在GDP的7%~8%，一般政府债务到2031年可能升至GDP的140%左右。CBO中期预测也显示，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占GDP比重将在2026年达到101%左右，并继续升至2036年的120%。这些数据表明，美国财政问题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短期失衡，而是债务、利息和赤字相互强化的中长期上升通道。

这一结构性约束之所以值得重视，在于美国财政资源配置方向正在发生不利于长期增长的变化。正常情况下，财政应更多服务于基础设施、教育、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社会稳定，以支持生产率提升和国家能力积累。但当前美国财政越来越多地将资源用于偿付既有债务利息。利息支出本身并不直接提高生产率，却持续侵占公共预算空间，并与国防、医保、社保、基础设施和产业政策形成直接竞争。财政因而越来越多地服务于债务存量维持，而不是未来增长能力形成。美国之所以尚未爆发显性的主权债务危机，并不是因为这一风险不存在，而是因为美元地位、国债市场深度以及全球资本对美元资产的配置需求，暂时延缓了风险暴露。正因如此，美国财政问题的风险性更具有长期性和消耗性：它未必表现为突发性危机，却会持续侵蚀增长空间、财政弹性和政策自主性。

财政结构性约束的三个表现

从2026年的现实情况看，上述财政结构性约束在三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一，融资成本仍处高位，利率约束并未出现白宫期待的明显缓解。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期多次强调美国经济仍可能实现3%~3.5%的增长，并继续向美联储施压降息，但美联储官员的判断明显更为谨慎。受伊朗战争推升油价影响，美国近期通胀压力重新抬头。路透社援引美联储官员表态称，如果高油价持续压制通胀回落，降息可能需要推迟，甚至不排除2026年较长时间维持利率高位。市场层面看，4月中旬10年期美债收益率仍在4.27%~4.31%附近波动，长端收益率并未因停火预期而明显回落；投资者更加关注通胀、赤字和期限溢价的上升压力。美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2026财年前六个月美国国债平均利率为3.327%，仍处于明显高位，表明联邦政府滚动融资成本尚未出现实质性缓解。

第二，财政收入端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部分关税被迫退款，说明此前借助非常规行政工具形成的收入并不稳固；而若继续依赖301调查等路径重建关税体系，又会重新带来进口成本上升、企业诉讼增加、通胀预期抬升和外部报复风险加大的后果。更重要的是，关税收入即便短期增加，也不足以支撑美国庞大的联邦支出和长期赤字。2026财年前六个月美国海关关税收入虽然大幅上升，但联邦财政累计赤字仍高达1.169万亿美元。由此可见，一个依赖边际性关税收入来为长期赤字扩张“补血”的财政体系，并不具备真正稳定的收入基础。

第三，外部冲突正通过通胀和市场利率渠道重新压迫美国财政。IMF近期警告，中东战争正在加大全球金融稳定风险，油价上涨、主权债券收益率上升与融资条件收紧将共同作用于高债务经济体。新闻报道也显示，伊朗战争爆发后，市场对长端美债的担忧上升，债券投资者加码“曲线陡峭化”交易，反映出其对通胀、赤字和长端供给压力的担忧。对美国财政而言，问题并不在于国债市场是否会立即出现混乱，而在于其必须在高存量债务基础上，以较高成本持续滚动融资。财政风险因而呈现出一种更值得警惕的形态：市场仍能承接美国债务，但承接成本持续上升，融资脆弱性不断累积。

2026年美国财政问题之所以尤其值得关注，不仅因为其经济后果更加显性，也因为其政治后果正在加快形成。伊朗战争爆发后，油价上涨迅速向居民端传导。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月CPI同比升至3.3%，汽油价格明显上升，通胀压力重新抬头。密歇根大学4月消费者信心初值降至47.6，创该调查70年来最低水平。创纪录比例的美国人对经济状况给予极低评价，这对共和党构成更明显的政治压力。对普通选民而言，财政赤字本身未必会直接转化为投票行为，但油价、生活成本、住房负担、贷款利率和就业预期却会迅速影响他们对白宫执政表现的看法。一旦战争、通胀、减税扩赤字与高油价被公众理解为同一政策链条上的后果，财政问题便不再只是白宫和国会的预算争论，而会成为中期选举中的现实议题。

财政压力对特朗普及共和党中期选情的影响，不只在于“债务规模过大”这一抽象命题本身，而在于财政脆弱性可能削弱特朗普最倚重的政治资产或“口碑”，即其“经济治理能力”的公众印象。传统上，美国中期选举本就对执政党不利；若再叠加通胀反复、能源价格高企、关税法律争议、白宫与美联储摩擦加剧以及财政前景恶化，共和党在2026年的竞选叙事将面临更大困难。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原本希望将增长、减税、强硬贸易政策和对外施压包装为“重建美国”的政绩，但若选民的现实体验是生活成本上升、利率维持高位、财政争议不断和政策不确定性增强，则其经济叙事可能被显著削弱。财政问题未必会单独决定中期选举结果，但完全可能通过通胀、油价、金融条件和民众预期等途径，侵蚀特朗普及共和党的选举优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经济问题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