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贸易部长苏州会议的新迹象

5月22~23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省苏州市如期举行。这是APEC中国年的重要活动，APEC各成员方围绕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亚太自贸区建设、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开展讨论。会议发表联合声明（苏州声明），直接达成《APEC创新，有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业路线图》，可谓取得丰硕成果。笔者由此观察到以下新迹象。

中国与APEC互相玉成

APEC成立于1989年，是亚太地区层次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作为年度例会，APEC贸易部长会议对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具有风向标意义。今年苏州会议举办前夕，就明确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笔者就此和多位亚太智库高管进行了充分沟通，一致认为苏州时隔25年再度承办贸易部长会议，见证了中国和APEC关系的高质量跃升。

2001年中国首次担任APEC东道主，苏州便成功承办第八届APEC财长会议，登上中国主场外交舞台；当年笔者在苏州和亚太智库高管会晤交流，并且比较乐观地预期亚太经贸合作自由化进程提速。2001年的氛围挺好，APEC经贸合作处于起飞阶段，当时议题集中在“边境上”的开放合作，核心议题重点是降低关税、扩大市场准入。

当前，世界变乱交织、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APEC的重要性被进一步放大。APEC成员要在经贸议题讨论上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区域经贸规则向协同一致方向发展。如与会的印尼APEC高官桑托·达莫苏马托就表示：“外部局势带来的影响已然十分显著。当下关键就在于如何消解这些负面影响，切实保障各国民众的基本生活与切身利益。”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指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共克时艰，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

笔者注意到：苏州会议显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本身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当前，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依然保持较强活力。智库研究显示，亚太地区活跃的区域优惠贸易协定数量占全球六成以上。数字贸易、供应链安全等正在成为各经济体关注的最新发展议题；而苏州会议在数字贸易合作方面取得的成果，就是完善数字贸易政策协同框架。

在苏州，多位亚太智库高管都明确表示：“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笔者认为，这25年是中国和APEC互相玉成的关键时间段。最鲜活的案例就是苏州已跃升为中国举足轻重的经济重镇。作为中国乃至全球众多产业链发起点和连接点，苏州拥有世界顶级的产业配套能力和垂直整合能力，汇聚了16万家涵盖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材料及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工业企业。

数据显示，苏州对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已由2001年的1544.6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19238.6亿元，规模扩大了11.5倍，年均增速达11.1%。苏州当地智库表示：其年度对APEC贸易占全市外贸比重始终保持在七成左右，亚太市场已成为苏州外贸的“压舱石”。

韩国已完成弯道超越

在APEC经济体成员中，笔者最为熟悉的就是韩国、澳大利亚和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是APEC的倡议者，当年其智库高管在造访上海社会科学院时就多次说明：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对亚太经济的繁荣意义重大。

25年来，韩国经济实现了APEC框架内的里程碑式进步并完成对日本弯道超越。笔者在苏州和韩国智库方面进行了交流，韩国经济学家很自豪地说：单单一个三星的市值就抵得上日本排名前10的所有大企业的市值总和，所以三星集团对于其行业全球供应链稳定意义重大，韩国政府职能部门最近就特别注重对三星集团劳资矛盾的调节。韩国市值第二的SK海力士，市值比日本排名第一的丰田高出2倍多。交流中，有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称：韩国充分地抓住了这波AI芯片暴涨风口，日本错过了。

澳大利亚智库提供了韩国、日本的国别经济和收入数据比较，证明了韩国的弯道超越。最新统计的韩国人均GDP是3.7万美元，而日本只有3.3万美元。薪资方面，韩国月薪中位数是2170美元，日本只有1900美元，韩国已稳稳超过日本，而且两国差距还在持续拉大。

笔者比较注意的是大企业数量和实力的比对，尤其是世界500强企业。如30年前，日本有149家世界500强企业，如今只剩38家，数量还不到中国的25%。有日本经济学家无奈地承认：在所有发达国家里，日本是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衰落速度最快、程度最严重的国家。APEC框架内，日本经济有过明显的优越感。但本世纪前十年，日本经济依托汽车制造业、精密仪器产业以及文化产业，而关键性行业即具有核心竞争力和未来成长性的行业，特别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线上电商、智能手机、无人机、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自动驾驶、创新药企、AI大模型、算力基建、AI硬件、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这些全球经济主流新兴赛道，很难见到日本企业中的出类拔萃者。相比而言，中国和韩国优势突出。

韩国智库的评估是：日本不仅新产业没跟上，而且其曾经引以为傲的行业，如电子、家电、电脑、半导体、手机、传统化工等，基本被中国、韩国以及美国彻底赶超或替代。最近几年日本知名车企利润全部腰斩或大幅暴跌，甚至今年出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亏损。而在文化产业方面，如跟踪观察日本的游戏、J-POP、本土电影，现在其在全球的影响力基本忽略不计，和风靡全球的韩国K-POP已经不在一个层级。韩国经济学家还认为，日本文化产业的发展后劲明显不如中国文化产业。未来，文化产业中韩合作是大趋势。

外部危机与绿色发展

亚太地区确实是过去三十年经济发展的优等生，而且各经济体成员彼此有互补性。韩国希望借APEC机制扩大外交、经济、文化影响力，促进中小企业国际化并推动地方均衡发展。最新数据显示，韩国十大贸易伙伴中，有8个是APEC经济体。2025年，韩国贸易出口超74%流向APEC经济体；随着中国市场对于韩国企业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今年韩国出口的这一比例将达到75%。

然而，从笔者观察亚太经济合作的三十年记录来看，这一开发区域同样面临挑战；而且挑战往往来自外部冲突性因素。如在1997年，笔者就全过程体验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艰辛治理；其诱因就是美国华尔街投机资本的恶意冲击。当时到1999年，韩国和泰国等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严厉资本储量和流量管制，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同样遭受重创。马来西亚当时被迫采取控制货币自由兑换并实施对美元固定汇率，才渡过难关。

如今最大的冲击，则来自域外即波斯湾石油供应链自战争爆发以来的中断。APEC创立初期的首发经济体成员菲律宾，就是这场能源危机的最大受害者。笔者观察到，波斯湾危机和能源短缺，严重冲击菲律宾经济。包括打击了其在中东富裕国家的菲佣收入和对中东地区的出口行业。在所有APEC经济体成员中，菲律宾在今年第二季度遭受的冲击最显著。2026年第一季度菲律宾GDP同比只增长了2.8%，远低于市场预期。菲律宾能源进口依赖度超过92%，国际市场价格稍微波动，直接就传递到城乡居民家庭，公交、食品价格、电费、水费等全线上涨。外来冲击加剧了贫困。如其首都马尼拉表面看上去很繁荣，但据菲律宾智库的专题报告，15.5%的菲律宾人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而在马尼拉有超过一半的家庭自认为贫穷。菲律宾现政府虽然有寻求改变的最初设计，如曾出台措施限制米价，但面对数百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菲律宾首都人口，这些努力显得杯水车薪。IMF今年5月发布的最新报告警示：菲律宾公共部门债务占GDP的60%，比疫情前的41.5%高了快20个点，其财政缓冲空间已经少得可怜。故寄希望美伊停战的同时，绿色发展将提速。

绿色发展的提速和由此促进产业转型、巩固自身的经济环境安全性，在苏州会议上具有广泛的互动需求。如新加坡作为发达成员，也面临着绿色转型发展需求；此番波斯湾战火导致的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远洋油轮航道突然打断，对于新加坡这一依托马六甲海峡的东南亚国际航运中心冲击巨大。新加坡智库再度强化了对绿色转型发展的研究，并利用苏州会议场合进行积极宣介。如新加坡已经推出分层税收激励体系，即引导资本投向科技创新与绿色经济等高附加值领域。以绿色科技产业减免为案例说明：对于从事清洁能源和碳减排技术的企业，新加坡提供阶段性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对新成立的绿色科技企业，前3年给予100%企业所得税减免，随后的3年可享受50%的减免。以此计算，这些企业在前6年内的平均税负低于法定17%的标准税率，能够缓解前期投入大和盈利尚不确定的压力。对此，笔者以为，新加坡税制改革设计有可取之处，即努力在制度创新和实现高品质增长方面实现平衡。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