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前瞻布局如何重塑“人”的经济角色与价值

（本文作者张鑫，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研究员，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研究员）

在2026年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几乎同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将未来产业布局与就业优先置于同一政策议程。这并非时间上的巧合，而是一种深层的政策信号：在迈向新型工业化的关键阶段，中国正试图打破“机器取代人”的工业革命宿命，探索一条“以新产业创造新就业”的现代化路径。

传统的产业经济学理论往往将就业视为产业发展的“结果变量”，认为产业升级了，就业结构自然就会随之得到优化。然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及近期国家政策布局释放了一个新的思路和导向：在未来的经济工作中，产业发展与就业促进不再是“先后手”的关系，而必须是“两手硬”的协同关系。从产业经济学的视角审视看，这场围绕未来产业的布局，实质上是要对“人”的价值进行了一次深刻的重估与重塑，重构“人”的经济角色。

理解未来产业与就业的新关系，首先需要洞察未来产业的技术和经济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从产业经济学深层机理看，这种颠覆性不仅体现在技术对旧业态的替代和赋能，更体现在其对经济增长中生产要素权重的重新分配。

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劳动力往往被视为“生产成本”而非资源，劳动者要服从资方的管理和指挥。第一次工业革命出现后，机器生产排斥手工劳动和工人，使大批手工业者和工人失业，工资降低。当时，工人视机器为仇敌和贫困的根源，用捣毁机器作为反对企业主、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的手段，19世纪英国爆发的卢德运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再后来出现了工人自发建立工会组织来维护自身的权利。然而，以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为代表的未来产业，正在将竞争焦点从“规模经济”转向“创新经济”和“复杂系统集成”。这意味着，单纯的重复性劳动价值急剧下降，而人类的创新力、跨界整合力、情感交互力以及解决非结构化问题的能力，成为了稀缺且不可替代的核心资源。

布局未来产业，本质上是一场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跃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而科技突破的源头，正是具备前瞻视野和硬核能力的“人”。因此，发展未来产业，首先是对“高质量人力资本”的呼唤。

从就业发展历史看，工业革命初期曾出现了“机器排挤甚至取代人”导致的结构性失业。新时代我国提出的“新型工业化”与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战略，则是要探索和践行从“被动吸纳”到“主动创造”的就业新导向，即不再是等待失业发生后再进行补偿，而是通过前瞻布局，主动创造与新质生产力匹配的新岗位。

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推动就业扩容提质。这一导向在“未来产业”语境下的经济学含义极为深刻。

第一，就业岗位的“质量溢价”。未来产业并非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其产业链条极长，知识外溢效应极强。以商业航天或量子测量为例，虽然在总装车间可能会出现自动化程度很高，甚至是无人车间，但其上下游的研发、测试、数据标注、精细维护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环节等，会催生出大量高技能、高收入的“新工匠”和“新工程师”。布局未来产业，是为了在高端赛道创造高附加值岗位，从而带动全社会收入水平的整体跃升。

第二，从“等靠要”到“揭榜挂帅”的能动性激发。在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动力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培育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如果把未来产业看成是“热带雨林”式的生态，那么，维持这个生态的发展与良性循环，不仅需要参天大树（中央企业和其他巨头企业），更需要无数小树和小草（大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还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这种产业结构或产业生态，天然地鼓励创业和创新，更需要强化公共服务供给，营造良好政策环境，为具有奇思妙想的年轻人提供低门槛的试错平台，让就业变为“创业”，让人力资本的主动性得到空前释放。

应该看到，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而又复杂，决策风险大，由此决定了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前景固然光明，但路径绝非坦途。在未来产业推动工业化与就业协同发展的过程中，最大的风险点在于“技能错配”，也就是能否跨越“技能折旧”的陷阱。这要求我们既要懂科学技术及其应用，也要懂产业及其发展。

产业经济学中有一个理论叫“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该理论认为，技术革新更依赖高技能劳动力，从而会改变劳动力需求结构，拉大工资差距‌。实际上，如果技术进步太快，而劳动者的技能更新太慢，难免就会导致“就业极化”现象。即高技能人才供不应求，低技能劳动者被挤出市场。要避免这种撕裂，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这一要求同样适用于教育和培训体系。

一方面，高校学科目录的调整迫在眉睫。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当前，不少高校已开始增设“智能海洋装备”“交叉工程”“工程互联网”等新专业。但高校更深层的改革在于，必须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以数智化、绿色化、融合化‌构建适应组合式创新的课程体系，让学生既懂算法，又懂物理，还懂产业逻辑。

另一方面，我们要构建全生命周期的“技能重置”体系，也就是要劳动者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面对技术迭代（如AI替代重复性工作）进行系统性能力更新与重构。未来产业的技术迭代速度极快，一个工程师的知识可能3-5年就会折旧过半，AI正在重新定义教育和工作，产生新的职业。因此，政府需要像基础设施投资一样，投资于“职业技能培训”这一公共品，通过构建高效的人才流动与技能更新基础设施，来帮助存量劳动力跨越“达尔文之海”（指高校、科研院所和生产企业两头不愿意碰的技术转化空白区，形容技术研发与市场生产脱节现象），降低劳动力转型的交易成本和风险，让他们从被替代的焦虑中解放出来，成为驾驭新工具的主导者。

在《求是》杂志的重要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关乎“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然而，这场竞争的最高形式，不是冷冰冰的算力对决或专利申请量比拼，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跃迁过程中，能否让其人民实现“人的现代化”。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绝不只是为了建立几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更是为了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让中国人能够从事有尊严、具创造性、附加值高的工作。当工业化不再以牺牲人的就业为代价，而是以赋能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时，我们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康庄大道。可以说，这既是产业经济学的理论突破，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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