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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生成 免责声明
6月8日,14部委联合印发《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开宗明义地要求“健全长效机制,堵塞制度漏洞”,并将这一目标锚定在“为实现‘十五五’卫生健康事业良好开局起步提供保障”。
文件出台的动因有三:一是前两批集中整治撕开了显性腐败通道后,灰色利益链向第三方科研合作、基金会拨款、数据变现、涉税洗钱等“高级伪装层”迁移,需要用更精准的穿透手段封堵;二是医保控费、集采扩面、医保与企业直接结算等改革进入深水区,必须以清廉购销秩序为前提条件;三是中央纪委全会关于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要求,需要通过年度纠风文件把“严”从专项行动转化为制度骨架。
2026年版纠风文件并非无中生有的“加严”,而是一条已经跑了三年的治理逻辑线的固化。2023年7月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启动后,纠风部际联席机制从9部委扩容至14部委,审计署、国资委、税务、市场监管等“账本部门”全面入局,标志着治理从卫健系统“管行风”升级为跨部门的全链条反腐工程。2024年攻坚期,专项审计进驻公立医院药械购进使用、点名“站台式讲课”“靠医吃医”、把医美/直播带货等周边灰产拖入主战场,医药行业才意识到“为期1年”不是退场倒计时而是点火器。2025年文件首次写下“实施行业不正之风常态化治理”,这不是一阵风,而是要嵌入制度骨架的长期工程。
2026版纠风文件“新”在哪
亮点一:“科研外衣”被精准撕开,这是整份文件最大的动作。
文件提出重点治理借助第三方以科研名义变相实施“带金销售”。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先拆穿腐败的三代“易容术”:第一代是原始形态,比如现金红包、银行卡转账、直接回扣等,监管工具成熟;第二代是伪装形态,通过虚假学术会议赞助、讲课费(无真实授课)、假捐赠等隐蔽方式,把回扣洗白为“劳务”:第三代是隐形战衣,企业不再直接出钱,而是通过基金会/学会/CRO/科研机构作为中介,针对具体项目立项拨款,再由中介把款项以科研经费名义支付给科室主任。每一层都有合同、有发票、有伦理批件,是一套全链条合法的模型。
前两年集中整治主要摧毁了第一代和第二代显性通道。传统直接回扣被遏制后,腐败已全面转向隐蔽的“学术化”形态。2026年3月20日,国家医保局发布《那些注定无果的临床研究项目“何意味”?——医保飞检人员手记》一文。文中披露,某医院自2023年起陆续承接企业委托IIT研究共7项,核心围绕一款中成药颗粒——该药此前年销售额不足200万元,入驻该院后飙至超800万元,且大部分走医保基金结算。其中一项名为“xx颗粒对癌症晚期辅助治疗”的研究设计堪称魔幻:入组对象是平均生存期仅3~4个月的晚期癌症患者,却被设定2年随访周期、每两月复查一次共12次。医生以“观察费”名义按每例患者5000元从企业领钱。钱不走回扣,走科研劳务,每一笔都有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编号对应,企业财务列支“临床研究外包费”,医生领取“科研绩效”。单看任何一层都像科研,合起来却是对医保基金的精准围猎。
这次文件点名“借助第三方以科研名义”,意味着科研经费将面临严格的审查。对药企来说,今后将日常面临监管和税务的三个灵魂追问:一是受益人穿透,这笔“科研经费/观察费/IIT协作费”的最终经济受益人是谁?是法人科研账户还是个人口袋里面的可支配资金?二是对价逻辑还原,付款逻辑与公司产品在该院的进院量、采购量、放量曲线是否存在强相关性?三是真实性核验,第三方机构是否有真实的科研交付能力?合同项下的交付物(数据、论文)能否被独立验证?发票链是否经得起穿透式审计?
亮点二:“涉税违法”独立成章,“财税刀”入局成为真正的游戏规则改变者。
带金销售的典型结构是:药企首先以“推广服务费/咨询费/学术共建费/CSO外包费”名目付给中间公司,中间公司再开足发票、扣掉税点和管理费后把净额“提现”回流,最后再以现金/第三方代付/科研经费拨款等形式进入医院端中。
为此,2026年纠风文件把“整治涉税违法行为”独立成章。卫健委查“医德医风”最多开除和禁入,纪委查“受贿行贿”要逐人取证,但税务查“虚开增值税发票+隐匿收入+发票全链条”可以直接把整个资金池炸掉,而且走刑事程序。涉税稽查成为一把能从财务报表反向追踪到每一分钱去向的万能钥匙。
过去,企业的安全感来自“三件套”——合同、发票、签收单,只要票据流在纸上跑通,便自以为高枕无忧。现在,税务稽查的目光越过纸面,不仅要查发票的真伪,更要查资金流是否回流、服务流是否空转、定价是否公允。打着“推广费”旗号的支出,必须经得起三个拷问:服务商真的有履约能力吗?交付物真的存在吗?资金真的没有流回利益相关方吗?
亮点三:设备招投标“异常低价”被纳入纠风视野。
文件在“重点监管高值医用耗材、医用设备”一节中,首次将“推动治理医疗设备等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列入其中,刺中了过去五年医疗设备营销中的最大毒瘤——“剃须刀—刀片”的捆绑套利模式。
此前,面对“0元中标”“1元中标”的闹剧,监管部门往往只能用“不正当竞争”进行行政处罚,力度有限且难以触及医疗腐败的核心。但2026年2月财政部《关于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通知》落地,改变了游戏规则:全生命周期成本(LCC)强制入标,要求采购人必须把设备后续专用耗材、维护升级、处置报废等费用纳入报价考量,防止“前门低价、后门宰客”;异常低价举证责任倒置,一旦报价低于阈值,供应商须就报价合理性作出说明并提供证明材料,不能合理说明的按无效处理;履约验收成为反腐前线,明确要求采购人对“低价中标、高价耗材”的合同履行情况负责,堵死了“中标后通过耗材把损失赚回来”的退路。
这一政策的出台,回应了近年来审计和纪检部门发现的典型腐败新形态。广东省审计厅在2024年度报告中披露的一起案例极具代表性:7家公立医院在设备采购中接受供应商免费或超低价投放的设备,作为交换条件,医院在后续数年违规捆绑采购该企业指定的专用试剂和耗材,涉及金额高达9596.12万元。
新规定对两类厂商构成打击:一是“伪进口/伪高端”的贴牌厂商,过去靠“免费送设备、试剂卖天价”的商业模式直接被判“死刑”;二是缺乏核心技术的低端设备商,无法再通过低价倾销抢占市场份额。
亮点四:数据安全首次独立成项。
文件把“严守医疗数据安全”升级为11个核心任务之一,提出强化全流程监管、完善使用审查与追溯、严禁泄露/倒卖/非授权使用、坚决遏制数据牟利。这意味着数据安全问题进入行风与利益输送的话语体系。
最开始,“数据变现”通过把医院内生的用药量统计(统方),或产妇/急救/死亡相关敏感个人信息,通过内部账号权限泄露出去,卖给医药代表、殡葬、月子中心等第三方牟利。近年来行业演化出一种更体面、更制度化,也更容易被包装成学术合规的变异形态——以真实世界研究(RWS)/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为壳,把“入院—放量—数据沉淀”做成一条可控管线。文件把“数据使用审查与追溯”和“严禁非授权使用/倒卖”并列写入,它防的不仅是黑客式泄露,更是“合规名义下的系统性数据转移”。
对行业的影响
对药械企业来说,将从“合规表演”被迫转向“真实世界竞争力”。头部企业将主动开启“合规内卷”,把资源从模糊地带的赞助转移到可验证交付物上,真课题必须有发表物、真数据必须有清洗记录、真会议必须有学术产出。那些只有PPT没有交付物的CSO(合同销售组织)将迎来倒闭潮。学会/协会/基金会/科研机构的“资金管道”功能被物理切断。过去企业→学会→科室的单向拨款模式,由于无法证明交易真实性和非利益输送,风险急剧升高。未来的合作必须回归学术自治逻辑。同时,营销模式被迫重构。随着“异常低价+耗材捆绑”被锁死,设备厂商不能再靠“剃须刀—刀片”模式赚钱,必须比拼全生命周期成本(TCO)和设备核心技术。药企则需在合规框架下,通过真实世界研究(RWS)提供真实的临床价值证据,而非仅仅购买医生的处方数据。
对医疗机构来说,权力结构迎来重塑。科室“小金库”与主任自由裁量权大幅缩水。以往科室主任对IIT经费、学科建设费的支配权,往往是监管盲区。如今这笔钱的审批层级将从科室上移至院级党委或纪检部门,“科研创收”的冲动会受到强力抑制。采购决策从“一把手拍板”变为“集体决策+终身留痕”,任何试图“量身定标”或“明招暗定”的行为,都会因为全流程留痕和集体决策机制而面临极高的暴露风险,相关责任人将被终身追责。多点执业与“飞刀”的灰色补偿链被纳入视野,医生外出会诊、多点执业的收入来源将更加透明。
总体而言,2026年纠风文件不是简单“严查”,而是重构医药行业的底层操作系统。短期虽有阵痛,但对于真正做创新、做价值的药械企业和真正凭本事看病的医生来说,这不仅是一次合规的洗礼,更是一场迟到的价值回归与职业解脱。
[邓勇系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导、郭庆系北京市中伦文德(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