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燕生：提振内需，要调结构，大国竞争看谁能“刀刃向内”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增势强劲。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进口、出口双双两位数增长，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下半年，出口与内需如何协调发展？传统行业如何借出海转型升级？如何通过制度型开放破解经济的结构性问题？《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

出口和消费增速因何分化？

第一财经：近期有一个经济热词叫“K型分化”，有研究者就提出来，在出口和内需的数据上看，这样的分化也是十分显著的。前5个月，我国的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高达11.8%，但是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仅为1.4%。单从5月来看，货物贸易的出口，同比增长13.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了0.6个百分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化？

张燕生：当前的中国经济，外需比较旺盛，全球经济的增长应该讲是一个中低速增长的态势，为什么外需会这么好？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跟AI相关的需求上升得很快。中国在AI的竞争优势，如大规模市场、移动互联网连接、应用场景、产业化和工程化方面能力较强。因此，中国制造业优势和应用场景优势叠加，满足外需增长的优势明显，拉动了中国出口快速增长。

但另外一个方面，内需不足，既包括消费不足，也包括投资不足，消费不足不仅是商品的消费不足，还有服务消费不足。我们可以看到生活性服务业，如餐饮、住宿、旅游，上升是比较快的。但服务消费占比与国际水准相比还是偏低的。另外就是公共服务业，像公共的教育、医疗、养老，福利和保障能力是偏低的。所以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不足，怎么解决？国家出台了“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要想叫老百姓花钱，就要解决老百姓有钱的问题。那么，老百姓的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如何能够较快地提升，社会保障怎么落地？

短期看怎么提升，增强说到做到的能力。提振消费的每一条举措，如何能够真金白银地叫它落地，真正产生提振消费和扩大内需的作用？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内需和外需之间所出现的分化，就是做强国内大市场，也就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第二步才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要想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就是怎么把做强国内大市场和畅通国内大循环，能够有一个从思想解放开始，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涉及到整个的战略、政策的调整，到整个的激励机制的调整。

今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是把内需主导和扩大内需摆在首位，“十五五”规划，中长期的任务是把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放在首位。能不能够把短期的内需主导和中长期的产业振兴这两个事情，通过调结构协调起来？调结构能不能够对消费和投资的结构进行调整。要解决K型的分化，要把调结构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

外贸顺差大，会影响消费？

第一财经：因为我们内需是不足的，当下要保持经济增长一定的速度，保持我们出口的竞争力，是非常有必要的。从数据上看到，我们的贸易顺差规模还是比较大的，有学者提出来，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对国内的消费可能有一个挤出效应。贸易顺差，它所带来的利和弊怎么去权衡？贸易顺差究竟多少对我们最有利最合适？

张燕生：（2025年）1.2万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顺差意味着什么？从货物贸易的顺差来讲，实际上是代表了我们的国家，本国的实际资源和世界实际资源之间的交换，我们的输出是大于输入的。长期保持顺差的话，那就意味着你的实际资源的净流出是持续的。国内的资源的持续短缺对国内的发展来说，包括国内的消费、投资的增长，都会受到影响。为什么美国长期是贸易逆差，就相当于全世界给美国巨额信贷，让美国拥有的净的实际资源流入大于它的实际资源流出。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早期，出口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赚取短缺的外汇，更重要的是，解决与国际市场经济、工业经济、开放经济对接，通过对外贸易在一步一步培育自己的市场经济、工业经济和开放型经济。当经济得到一定发展的时候，当国家的战略从参与国际大循环转向国内大循环主导的时候，外贸战略、政策、法律就应该转换到怎么能够做强国内大市场、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上来。你的实际资源，中国和世界的交换，净流出就应该减少，把更多的实际资源留在国内，同时引进更多国外的商品和服务，来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所以顺差过大，对老百姓的消费、经济福利是有挤出效应的。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货物贸易的顺差很大，服务贸易的逆差下降得很快，它一定会发生贸易摩擦。我们是大国，一旦我的新出口结构，新出口部门发展起来，它的出口规模是海量的，世界上没有几个大市场能够接纳这么大数量的商品。我一直问自己的问题，一个大国形成了大规模出口的时候，需不需要产品出海、产业和技术出海的协调机制？如果需要建立协调机制，如何建立？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因为我们是大国，如果让企业去做，他们容易打堆堆，就会容易对他们打堆堆的市场产生冲击，就会产生矛盾。对大国，贸易的相对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的调研中，我就发现各个行业的头部企业和一流企业，他们的国际化率都超过了50%。当一个企业有了国际竞争力，它就开始了跨国经营、全球经营。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产品出海到产业和技术出海这么一个阶段。怎么能够有全球视野，怎么能够有换位思考，怎么能够避免产生摩擦和冲突？当前，不仅美欧对我国产品出海、产业和技术出海越来越多地采取严苛的歧视性限制性措施，甚至是禁止性措施，而且包括东南亚、非洲也开始采取类似措施。如何应对？我觉得无论是企业还是地方还是国家，都必须要前瞻性考虑。

人民币升值，利大弊大？

第一财经：今年人民币汇率也是在持续走强的，已经创了三年以来的新高了。为什么上半年人民币会这么强？下半年的走势您如何判断？对于汇率的变化，有人看重它对进口购买力的影响，有人看重它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角度和立场不同，您怎么看人民币升值对整体经济的利弊权衡问题？

张燕生：当你的货物贸易的出口和顺差增长得这么强劲，当你的服务贸易的逆差下降得这么快，当你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传统产业国际竞争力很强，而且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也很快。你的货币怎么可能不升值，它是必然的趋势。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国家的产业、贸易、投资竞争力越来越强，而你的货币是越来越弱的，别人就会说你是不是重商主义，是不是在抢占别人的市场，它就会产生一些矛盾和问题。随着你的国家的产业、贸易、投资越来越强，你的人民币也相应越来越强，老百姓手中的人民币的相对购买力越来越强，全球持有人民币资产的财富效应就越来越强，人民币的国际化就会越来越通畅。

如果人民币贵了，那么国内成本相对你的收益来讲，压力会加大，企业就会转型升级。全球投资趋势，服务投资权重上升，制造业投资权重下降。跨境投资沿微笑曲线向两端延伸，即制造投资下降，两端研发、技术、设计、资讯投资比重上升，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投资比重上升。全球的趋势在中国是同样表现出来的。你的生产性服务业贸易和投资发展很快，你的商流、物流、人才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竞争力越来越强，同时你的制造业，虽然它的规模是上升的，但它相对的份额可能会有所下降。出口结构、产业结构，都会出现一个持续转型升级的态势。

人民币国际化，如何用好离岸市场？

第一财经：无论是为了不受地缘政治的扰动，还是因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经贸往来的现实需求，人民币国际化都是一个必选的方案。有学者提出，应该增加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数量等一些相关的建议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您怎么看人民币国际化的节奏，以及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来推进？

张燕生：改革开放，外贸有一个效益，借力，把国际的市场经济、工业经济、法治经济和国内的发展联系起来。人民币国际化它同样是有这么一个效益，国外的金融基础设施、金融产品、金融市场体系应该讲是很发达的，衍生品市场体系也是很发达的。我也经常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性，通过离岸人民币、离岸金融的发展，借全球金融基础设施、金融市场体系、金融产品和金融人才之力，包括他们的监管效率，来促进在岸的人民币和在岸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

美元的国际化是怎么做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的美元资产不愿意放在美国，放在了伦敦，而伦敦借助自己发达的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市场体系多元化合理管理和运用这些美元资产，在欧洲发展出有相当深度的、多元化的、充满创新活力的欧洲美元市场。当出现了离岸美元的时候，美联储心里是担心的，担心体外的货币会对在岸的货币产生冲击，但是他没有干预。到了上世纪80年代，当欧洲美元市场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赚钱的体系的时候，美国又开始把它引回美国的本土。这里头，我个人觉得怎么能够用好香港是很重要的，用好香港的金融监管能力，金融基础设施和市场体系，来加快货币和金融资产之间跨境流动的速度和效率，同时防范风险。

产业升级，传统外贸企业如何寻找出路？

第一财经：从我们出口的领域来看，有的地方原来是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服装鞋帽这一类产品的出口，近些年它的外需市场已经有所减少了，而高科技含量的这种出口，它又没有这个能力立即参与进去，这些企业，它的转型怎么做，可以有哪些出路？

张燕生：传统产业占中国产业结构的比重是80%，像纺织、鞋帽、箱包、鞋、玩具这些传统的出口优势产品，其实他们现在变得更强。随着成本的上升，随着竞争的日益激烈，活下来的都是一流的企业。80%的传统产业的产品在全球仍然是非常需要的，这个时候怎么能够从产品、技术的优势转化成品牌和服务的优势，怎么沿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是非常重要的。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新型外贸上升最快的是跨境电商，跨境电商的产品是中国最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内衣，小商品、纺织品等等，都是最传统的产品。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座谈会，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跨境电商的利润空间是非常大的，他们承受美国“对等关税”的外部冲击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这告诉我们，其实赚钱并不一定是高科技，跨境电商所使用的IT和AI的技术应用场景与中国传统竞争优势叠加，使他们在传统领域形成了很强的竞争力。现在欧洲的经济不太好，就会出现欧洲消费降级，对价格比较贵的大牌的品牌忠诚度下降，对中国高性能、高技术、高品质产品的性价比的需求上升。对传统企业也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怎么合规，尤其在规制最严格的欧洲市场；第二，竞争政策，怎么能够不靠低价竞争，这很容易带来摩擦，怎么能够形成我的合理收益、东道国企业的合理收入和第三方的合理收入兼顾，形成一个共赢的合作方案。不能够说，你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很强，就赢者通吃，那么就会引起保护主义，最后使你在当地寸步难行。涉及到怎么能提升我们传统产业的国际化水平，怎么在合规、品牌和服务的能力建设方面能够大幅度提升。对我们传统产业来讲，是一个脱胎换骨转型的机会。

制度型开放，如何从“文本对接”到“治理能力对接”？

第一财经：“十五五”期间我们要推动的制度型开放，它的核心是要主动对标国际的高标准经贸规则，您最期待哪些相关制度的突破？对于下半年的外贸政策，您还有哪些其他的建议？

张燕生：应该讲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围绕着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围绕着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面，确实中国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这个部分的进步是非常显著的。问题是什么？有一位专家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某一个领域的监管，美国人监管人数的投入是中国的10倍。我们不讲单兵素质差异，你一个人要干10个人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因此制度型开放，我们下一步应该从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文本上的对接能够转变到治理能力的对接，就是国家讲的，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另外一个方面，十八届四中全会讲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我们把制度型开放，好比说列成三根支柱，一个是公共服务，一个是监管效率，一个是运行效率。政府的公共服务有几百项，怎么才能够说到、做到、措施落地，而且用“五化”标准落地。第一是专业化，懂行；第二是职业化，有操守、不能躺平；第三是市场化；第四是法治化；第五是国际化。你如何做到这“五化”。举个简单例子，去年的全球创新指数，中国排在第十位。德国、法国、日本、以色列都在我们后面。短板是什么？创新制度，中国内地排在44位，中国香港排在第八位。如果大湾区都达到香港创新制度第八位的水平，如果整个中国的创新制度提升到全球第八位，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创新成为第一动力，“人工智能+”等方方面面的进步都将是飞跃的。开放，我们是从流动型开放开始的，就是商品运输、人员、资金等方方面面的自由便利。现在我们讲制度型开放，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开放，在逆全球化、地缘政治、大国竞争的时代，还有什么是重要的？能不能讲人文交流的开放？叫世界每一个国家的人都能够最自由便利地到中国来，眼见为实。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放？人工智能的开放？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把握机会就更上一层楼。所以，大国竞争本质上比的是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和问题解决得好，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编导：芮晓煜

制片人：尹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