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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周一(20日),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正式就任英国首相。
这位前大曼彻斯特市长接手的,是一个不容乐观的经济局面——能源冲击预计将把英国通胀重新推高至3%以上,10年期英国国债收益率在5%左右徘徊,已高于特拉斯“迷你预算”后的峰值,公共财政则处于和平时期的历史高位。
伯纳姆此前已承诺维持现有财政规则,并排除上调所得税、增值税和国民保险的可能性。围绕新政府的财政约束、国有化与权力下放(Devolution)主张,以及中英经贸前景,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NIESR)高级经济学家本杰明·卡斯维尔(Benjamin Caswell)接受了第一财经记者的专访。

财政承诺可信,但“隐性加税”仍在发生
卡斯维尔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伯纳姆不加税的承诺基本可信,但需要放在“财政拖累”(fiscal drag)的背景下审视:由于所得税起征点不随通胀上调,工资上涨会将民众推入更高税档,“表面上税率没有变化,但税收实际上仍在悄然增加,这种情况每年都在发生”。
在他看来,新政府几乎没有腾挪空间:2024年10月预算已带来大幅加税,税收和政府支出均处于和平时期的历史高位,每年国债利息支出超过1100亿英镑,各部门支出上限和国防支出承诺也已敲定。“如果新首相坚持这些承诺,税收方面实际上没有太大的调整空间。在国债收益率上升的情况下,政府坚持稳健的财政计划至关重要,以维持市场信心。”
货币政策同样构成约束。卡斯维尔认为,市场已计入英国央行年底前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而基准利率上调自然会对国债收益率形成上行压力,“不过由于市场具有前瞻性,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经被计入价格;油价冲击出现时,我们已经看到英国国债收益率的迅速反应”。
他特别提醒,英国国债收益率的波动性远高于其他七国集团经济体,根源在于市场对英国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过去10年里我们经历了7位首相,不断更换部长和首相,加剧了政策的不确定性。市场因此采取‘先行动、后提问’的做法——迅速作出反应,随后新的消息、新的首相出现,市场又掀波动。这种过度波动从长期来看对英国非常有害,因为收益率剧烈波动时,无法制定可信的长期投资计划。”
正因如此,卡斯维尔认为,新首相最初几个月将非常艰难,而恰恰是上任之初的“蜜月期”,才是推动改革的最佳窗口:“随着时间推移,支持率带来的优势会逐渐消退,届时作出艰难决定会更加困难。”
财政“下放”难解近忧
伯纳姆长期强调重新掌控公用事业、铁路等领域。对此,卡斯维尔认为,不必完全国有化也可以通过机制设计来实现政策目标,“但这仍然是有代价的,并不是免费的午餐”。他表示,这类改革需要时间落地,且目前相关构想更像计划框架而非详细方案:“交通运输方面我们已有现行模式,但推广到全国会是什么样子,还有待确定。”
权力下放是伯纳姆的另一面旗帜。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他一直是这一理念的坚定支持者,主张地方在税收和支出上拥有更多财政权力。但卡斯维尔对此持保留态度:“鉴于英国公共财政已经非常紧张,需要的是更有纪律、更明确的公共财政路径。在财政事务上进一步下放权力,并不能帮助解决短期到中期的问题。”
他进一步分析称,权力下放若实施得当,可能为部分地区带来投资机遇,但问题在于区域层面是否会出现赢家和输家:“英国从根本上是一个统一的经济体……重点是提升整个英国的发展水平,而不是在地区之间挑选赢家和输家。”
如何影响中英经贸?
近年来,英国成为中国电动车、清洁能源等企业出海的热门目的地,而伯纳姆重视制造业的取向,是否意味着贸易政策转向保护主义?
卡斯维尔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英国经济和议会已承诺实现净零转型目标,电动车无疑将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电动车生产成本优势明显,“通过从更高效、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者进口,能够获得贸易带来的自然收益。相较于欧洲及其他地区的供应商,英国会自然倾向于进口这类汽车”。他并补充道,自由贸易的效率优势,与出于就业、国家自豪感和国家安全考量推动本土生产之间“存在矛盾”,这些想法是否会发展为真正的政策、是否会产生实质影响,仍有待观察。
在卡斯维尔看来,无论谁入主唐宁街,破局的关键都在于更多投资、更高增长和更高生产率,而这一切的前提是稳定:“不能每隔几年就更换部长和首相。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际企业,要进行投资,都需要对英国政府未来的政策方向有确定性。过去十年脱欧、疫情以及首相频繁更替,都没有为企业营造一个稳定、可预期的经营环境。要让英国重回正轨,最重要的是尽可能建立确定性、可信度以及长期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