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7相：英国实力与野心的错位

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足球这项由英国人发明的运动，如今已经成为这个岛国最成功的出口品。

只是，当英格兰人为足球狂欢时，这个国家的另一面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就在球队闯入八强前后，唐宁街10号的主人正在收拾行李。6月22日，首相斯塔默站在官邸门前，声音发颤地宣布辞职。

他在2024年才带领工党以压倒性优势重返执政，不到两年便在党内失去信任，被自己人请下了台。接替他的很可能是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届时他将成为英国十年内的第七位首相。

一个能够把足球和职业联赛做到世界第一的国家，为什么连续十年留不住一位首相，也找不回一段像样的经济增长？把这两幅画面摆在一起，才能看清当代英国真正的处境：它在自己愿意持续投入，也确实擅长的领域，依旧能够做到世界一流；但支撑一个大国架子的那副家底，却正在被缓慢掏空。

雄心跑在前面，实力却追不上来，这才是理解英国过去十年的钥匙。

16年未见增长

先看看英国经济究竟有多糟糕。

2025年，英国经济只增长了1.3%，而且下半年按人均计算的实际GDP仍在下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其2026年增长预测只有0.9%，与西班牙、葡萄牙等体量小得多的经济体位于同一档。

与此同时，通胀却迟迟无法回到2%的目标，2026年预计仍将在3.4%～3.7%。经济增长疲软原本应当压低物价，英国却陷入了增长乏力、通胀黏滞的两难，使英格兰银行即使希望降息，也难以放开手脚。

真正的病根在于生产率。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生产率增长几乎停摆。生产率不上升，工资、公共服务和财政收入就都失去了长期改善的基础。

把时间拉长来看，问题更加触目惊心。2007年，英国人均GDP比欧元区低约3%，比美国低约20%；到2024年，英国与欧元区的差距扩大到7%，与美国的差距更是拉大至30%。

同样经历疫情后的经济恢复，英国家庭支出只增长了1.4%，美国增长了近20%，欧元区也增长了5%。换句话说，其他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即使改善缓慢，至少还在向前走；英国普通人的真实感受却是原地踏步，甚至有所倒退。

经济停滞之下，各种麻烦接踵而至。失业率攀升至5.2%以上，创下近十余年来的新高，年轻人尤其难以进入就业市场。一份官方评估测算，那些既不上学、不就业，也不接受职业培训的年轻人，即所谓NEET群体，每年给英国经济造成的损失高达1250亿英镑。

企业投资长期低于脱欧前水平，最新一个季度仍在下滑。能源价格居高不下，钢铁、化工等高耗能产业接连关厂，去工业化不再只是抽象的统计概念，而是在工厂关闭和就业流失中真实发生。

英国国债规模已经逼近GDP的102%～105%，财政赤字连续多年超过4%。财政大臣里夫斯在财政纪律框架下可以腾挪的余地只剩两百多亿英镑，任何经济波动都可能令预算突破红线。

英国政府被锁进了一个近乎无解的循环。想投资未来，没有钱；想通过减税刺激经济，没有钱；想改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还是没有钱。经济增长上不去，财政就会继续收紧；财政一旦收紧，政府只能依靠冻结个税起征点、隐性加税和削减支出来腾挪，而这些措施又会进一步压缩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拖累消费和增长。

10年7相

在这样的经济底色上，英国政治开始不断翻船。

十年内六换首相，卡梅伦（2010～2016年）、特蕾莎·梅（2016～2019年）、约翰逊（2019～2022年）、特拉斯（2022年，在任仅四十多天）、苏纳克（2022～2024的）、斯塔默（2024～2026年），如今马上要轮到第七位。

海外媒体经常以难以置信的口吻讨论这一现象，英国国内也流行起一个词——“ungovernable”，仿佛这个国家已经变得难以治理，无论谁上台，都躲不过狼狈下场。

但将责任归结为“英国选民太难伺候”，其实是在替首相寻找借口。六位首相的下台，大多因为其自身的战略误判，而非民意毫无规律地反复变化。

卡梅伦过于自信地认为自己能够带领留欧阵营取胜，于是押上政治前途发动脱欧公投，最终输掉了政治生命。

特蕾莎·梅接手后又提前解散国会豪赌，在竞选中主动提出不受欢迎的政策主张，将两位数的民调优势消耗殆尽。此后，她虽然勉强维持少数政府，却再也无法压制保守党内部围绕脱欧路线的分裂。

约翰逊则栽在政治操守上。“派对门”丑闻中，他一次次作出误导性解释，又一次次被证据拆穿，随后还包庇受到性侵指控的政治盟友，最终迫使跨派系议员集体倒戈。

特拉斯上台后立即推出大规模减税预算，市场当场陷入恐慌，英镑和英国国债价格剧烈波动，最终导致她闪电辞职。

苏纳克的下台则更接近正常的政党轮替：他接手时，保守党早已被前几任政府透支了信誉和民意，回天乏术。

这些错误本可以避免。说到底，撤换他们也是英国议会内阁制正常运转的结果。尽早换掉一个不称职的船长，恰恰是这套制度的优点，可以避免损失继续扩大。

但故事还有另一层，而这一层恰恰与第一部分的经济账本紧密相连。

经济长期停滞，抽走了英国首相手中最宝贵的政治资源，即通过做大蛋糕，让不同群体同时获益的财政空间。当经济停止增长，政治便从“分享增量”变成“分割存量”，逐渐演变为一场零和的分配厮杀：给老年人多一点，年轻人就要少一点；军费要增加，福利就必须削减；公共医疗要获得更多资金，其他部门便要承担紧缩压力。

斯塔默的困境正在于此。他依靠一种近似“选区精算师”的策略赢得2024年大选，核心目标是在关键选区尽可能不被讨厌。为此，他在竞选中承诺不提高三大主要税种，等于在执政前主动捆住了自己的手脚。

上台后，斯塔默第一个重大动作，竟然是取消部分老年人的冬季取暖补贴。政策本身或许具有一定财政合理性，但他始终无法向公众解释，节省下来的钱究竟要投入什么领域，又将把国家带向何方。他反复强调填补前任政府留下的财政窟窿，却将国家的未来描述得一片灰暗。

到2026年5月地方选举惨败、面对党内逼宫时，斯塔默又喊出要“大刀阔斧”地改革，却依然说不清这把斧头究竟要砍向哪里。工党议员最终放弃他，与其说是一次背叛，不如说是没有人知道，继续跟随他究竟要走向何方。

而真正令英国政治进一步失稳的新变量，是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的崛起。5月地方选举中，工党丢掉一千多个议席，改革党大举斩获，这才成为压垮斯塔默的最后一根稻草。长期停滞的经济滋养了选民的愤怒，而这种愤怒又流向主打反移民、反建制的民粹主义力量，使英国两大传统政党同时腹背受敌。

伯纳姆若真能入主唐宁街，接手的将是同一份困难的经济账本、同一个不断碎裂的政治光谱。除非他能够讲出一个斯塔默没有讲清楚的国家方向，否则未必能比前六位坐得更稳。

冲在最前的配角

经济的长期停滞和政治的持续动荡，最终在国际舞台上显露出来。英国最鲜明的实力错位，就体现在它对乌克兰的支持上。

在援乌上英国一直冲在第一线。它与法国牵头组建“志愿者联盟”，2026年1月在巴黎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意向宣言，承诺一旦实现停火，将向乌克兰派驻多国部队。

英国还领衔约50个国家参加的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2026年承诺的军事援助高达45亿英镑，促成价值16亿英镑的防空导弹订单，并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为乌克兰首都基辅提供22.6亿英镑贷款。

斯塔默在任期间，几乎将“欧洲安全领导者”塑造成自己最鲜明的国际政治标签。他一次又一次召集峰会，协调欧洲国家立场，俨然成为欧洲防务的召集人。

问题在于，喊出这些承诺的英国，手里究竟还剩多少可以使用的资源。

英国陆军正规军已经缩减至约7.3万人，是克伦威尔时代以来最小的规模。国防预算约为570亿英镑，却要同时维持陆海空三军、核威慑体系以及全部人员开支。若将占国防预算约四分之一的三叉戟核武项目剥离，英国投入常规军力的资金只相当于GDP的1.75%左右，与西班牙、葡萄牙处于同一水平。

按照常规军费占GDP的比重计算，英国在北约的排名由此前稳居第二一路滑向第21位。皇家海军能够随时出动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只剩六艘。英国国防投资计划还被曝存在高达280亿英镑的资金缺口。2026年6月底，政府终于公布一项号称追加150亿英镑的方案，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账目腾挪和所谓“效率节约”，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新增资金。国防大臣希利甚至一度因经费争议提出辞职。

英国评论界为这种状态起了不少刻薄的绰号，称之为“说得多、做得少的差距”、被日本方面在联合战机项目中私下称为“幽灵盟友”，以及“纸面强权”或者“波将金式强国”等。这些说法虽然尖锐，却都指向同一个事实：英国试图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与它真正实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三狮如何破局

把经济账本、政治动荡和军力困境放在一起，结论并不是英国已经衰败到无可救药。恰恰相反，世界杯四强和英超的统治力提醒人们：凡是英国真正愿意长期投入，并且能够保持战略专注的领域，它依旧有能力做到世界顶尖。

英国真正的出路，是将弥散在各个方向的雄心，收回到自身资源和能力能够支撑的范围之内，然后集中投入，重新建立优势。

英国的长板其实十分明显。伦敦金融城仍是全球屈指可数的金融枢纽；英语、普通法体系和格林尼治时区，共同构成了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制度性便利。牛津、剑桥和罗素集团大学，使英国高等教育和基础科研长期位居世界前列，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也拥有真正扎实的技术积累，DeepMind便诞生于伦敦。BBC、创意产业以及英超这样的文化产品，则共同支撑起一套全球软实力体系。

顺着这条逻辑，英国需要作出的选择也就逐渐清晰。

第一，把恢复经济增长作为压倒性的国家目标，并从提高生产率入手。僵化的规划审批制度、居高不下的能源成本和长期低迷的企业投资，才是真正束缚英国经济的锁链。松开这些结构性约束，比任何短期财政刺激都更加治本。

第二，明确自身的比较优势，不再按照传统大工业国家或者单独军事强国的逻辑配置资源。金融、科研、高等教育、创意产业和法律服务，才是英国最具全球竞争力的领域，国家战略资源应当进一步向这些部门倾斜。

第三，在安全领域转向更加清晰的精兵路线。与其勉强维持一支规模不足、装备缺口不断扩大的传统军队，不如集中投入人工智能、无人系统、网络安全、情报和远程打击等真正决定未来战争形态的能力。这也正是英国《战略防务评估》中“20/40/40”构想指向的方向。成为联盟的召集人、技术专家和协调者，远比勉强维持一支永远填不满的庞大陆军更加现实。

第四，务实修复与欧盟的经贸关系。脱欧对英国企业投资和贸易成本的长期拖累已经十分明显。伯纳姆据信有意加快对欧关系“重启”，如果英国能够在不重新引爆脱欧政治争议的前提下，减少监管分歧和贸易摩擦，就等于为长期停滞的经济松开一道绳索。

这四件事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加根本的前提：英国政治必须先稳定下来。

但政治稳定并不意味着首相只要多熬几年任期便算成功，而是要为国家提供一个清晰、可信并且能够持续执行的方向。斯塔默的失败，就在于他将含混不清视为一种政治美德，满口“好好做事”，却始终说不清究竟要做什么事。

英国下一位领导人若希望坐得比前几任更稳，需要反其道而行：敢于作出困难的决断，明确解释政策的代价，并且为最终结果承担责任，把一个可信的国家愿景讲给选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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