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近年来增长绩效乏善可陈的原因是什么？

（本文作者王燕为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资深研究员，翟铮为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吴仪君为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研究助理）

长期以来，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传统多边开发机构一直是国际发展融资体系的核心支柱。然而，如果把观察焦点收窄到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发展融资能否带动受援国经济增长”，近年的实证研究却给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现象：相比世界银行贷款，中国发展融资和海外经济活动与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增长之间，往往呈现出更稳定、更显著的正向关系。

这一判断并不否认世界银行项目的价值，也无意将发展融资的全部目标简单归结为GDP增长。世界银行项目承担的任务本来就更加多元，许多成效也未必能在短中期直接反映到增长指标上。但对于许多全球南方国家而言，交通、电力、通信、物流等生产性瓶颈长期制约投资、贸易和产业发展。如果发展融资不能有效缓解这些约束，它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会受到限制。因此也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中国融资更容易产生可观察的增长效应，而传统多边银行贷款的增长效应相对不够突出？

国家层面：中国融资促增长，世行贷款效果不明显

从国家层面的跨国比较研究看，已有文献普遍发现，中国发展融资在促进借款国经济增长方面表现出更明显的正向作用。以人均GDP等指标衡量，相关研究显示，中国发展融资与非洲国家及其他借款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相比之下，世界银行和美国贷款并未呈现出同等明显的增长效果。个别研究甚至观察到，世界银行旗下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与借款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当然，负相关并不等同于“世界银行贷款导致低增长”。世行资金可能更多流向本就面临危机、调整压力或增长乏力的国家，因此仅仅比较贷款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能直接推出因果结论。但即便如此，这一现象仍提示我们：传统开发融资的增长传导机制并不总是顺畅。贷款审批、政策条件、项目选择和受援国真实发展瓶颈之间，可能存在一定错配。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银行自身的研究也承认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增长价值。世行关于“一带一路”交通网络的研究曾借助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引力模型指出，交通网络改善可以缩短运输时间、降低贸易成本，进而促进出口、外商直接投资和全球收入增长。这说明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基础设施是否重要，而在于发展融资能否真正投向并打通那些制约增长的关键环节。

地方层面：夜间灯光揭示了更清晰的项目外溢效应

相比国家层面的总量数据，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地理编码项目数据库提供了更细致的经验证据。借助AidData、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等机构建立的数据库，研究者能够把具体融资项目与项目所在地及周边地区的经济活动联系起来，并使用夜间灯光强度、卫星图像等数据衡量区域经济活动的变化。

夜间灯光无法完整反映教育、医疗、治理能力或长期制度建设等发展成果，但它能够较敏感地捕捉工厂运转、物流扩张、商业活跃度和居民活动增加等空间变化。因此，在观察基础设施和生产性投资是否带动地方经济活动时，夜间灯光数据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在这一层面，证据同样指向中国融资的增长效应。多项研究发现，中国发展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项目，能够显著提升项目所在地的夜间灯光强度或财富水平，其估计效果往往强于世界银行项目。部分研究显示，世界银行项目的增长效应较弱，甚至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更有辨识度的证据来自对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2025年作者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研究区分了中国融资基础设施项目在区域层面的直接效应和邻近地区的外溢效应。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二级行政区内拥有至少一个中国融资的基础设施项目，该地区夜间灯光亮度会显著提高。项目还会对邻近地区产生带动作用，且增长效应更为明显。道路、港口、电力和通信项目并不只改变项目所在地，也可能通过市场连接、物流半径和产业联系，把增长带到周边区域。

交通基础设施的作用尤其值得关注。相关研究显示，中国投资建设的交通项目有助于促进偏远地区经济活动扩散，从而推动更加均衡、更具包容性的区域发展。IMF关于非洲与中国经济联系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国内的财政刺激、工业生产扩张和大宗商品需求变化，都会通过贸易、价格和投资渠道影响非洲国家增长。由此看，中国经济活动对全球南方增长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单个项目，而是通过贸易、投资、价格和空间联结等多重路径共同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融资和海外经济活动也可能带来新的挑战。例如，中国直接投资可能推高部分非洲制造业部门，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行业的碳排放。总体而言，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表明，中国融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能否进一步转化为持续的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和本地能力建设，仍取决于东道国政策选择、环境监管、产业配套和技术吸收能力。

为什么世界银行的增长绩效显得不如中国？

传统开发融资的目标函数更复杂。世界银行项目往往同时追求治理改善、制度建设、社会保护、减贫和环境标准。这些目标可能具有较高的长期价值，但其成效并不总能迅速转化为GDP增长、夜间灯光增强或区域经济活动扩张。当评价标准聚焦于“增长”时，世行项目天然可能显得不够突出。受篇幅限制，本文无法全面讨论债务重组，资本账户自由化及其潜在风险等问题。下文将结合现有文献探讨一个问题：世界银行贷款条件为何效果有限？

虽然IMF与世界银行并非同一机构，两者在职能、贷款对象和融资工具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不过，两者同为布雷顿森林机构，历史上长期共享相近的发展理念，并曾共同推动以财政紧缩、市场自由化、私有化和公共部门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调整。在许多借款国，IMF负责宏观稳定方案，世界银行则通过结构调整贷款、发展政策融资和部门改革项目予以配合，两者的政策条件往往相互衔接。

（1）长期低估公共投资的重要性，过度强调财政紧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长期以来一直弱化公共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其政策建议的核心是缩减政府规模、削减公共支出以及实施财政紧缩。这些理念被具体落实为IMF和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中的附加条件（conditionalities），通常要求借款国维持较低的公共债务水平和财政赤字。在公共支出方面，IMF和世界银行通常要求借款国将有限的财政资源优先用于医疗、教育等面向弱势群体的基本社会服务，而非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

直到2010年代中期，IMF才开始重新认识基础设施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Grenville 2014）。此外，IMF和世界银行过去长期主张资本账户开放和浮动汇率制度。直至2016年之后，IMF才姗姗来迟地逐渐承认，在金融危机期间，资本流动管制能够有效缓解金融风险恶化，对维护金融稳定具有积极作用。

（2）贷款条件受到国际和借款国内部政治因素的影响。

IMF和世界银行贷款条件的制定并非完全基于经济因素，而是受到主要股东国政治立场的影响。因此，不同借款国面临的贷款条件严格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例如，Ray、Gallagher和Kring（2022）发现，与美国及西欧国家关系较为密切的国家，通常能够获得更加宽松的财政紧缩条件；相反，与中国关系更密切的国家，则更可能面临更加严格的贷款条件。与此同时，借款国内部的政治因素也会影响贷款条件的实际分配效果。Abouharb和Reinsberg（2023）的研究发现，IMF贷款条件所带来的调整成本往往更多由政府反对派及其支持群体承担，表明执政政府可能利用IMF贷款条件服务于自身政治利益，而不仅仅是推动经济改革。

（3）贷款条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IMF和世界银行贷款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对借款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造成了负面影响。近期研究发现，IMF推动的结构性改革提高了借款国的贫困率，并增加了失业率。此外，还有研究指出，IMF有关公共部门改革的贷款条件会压低公共部门工资水平，削减公共卫生支出，削弱政府官僚体系的治理能力，减少公共服务供给，并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

整体来看，上述研究表明，IMF和世界银行贷款条件长期建立在财政紧缩、政府规模缩减以及资本自由流动等政策理念基础之上，不仅受到国际政治和借款国内部政治因素的影响，其实施效果也存在较大争议。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献认为，这些贷款条件可能抑制长期经济增长，加剧社会不平等，并削弱借款国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

相比而言，中国发展融资常常具有较强的需求驱动特征，大量项目源自受援国政府主动请求，附加条件较少，响应速度较快，项目准备和完成周期也相对更短。其次，中国融资更集中投向能够直接缓解增长瓶颈的硬基础设施。交通网络可以降低运输成本，电力项目可以缓解生产约束，通信设施则可以提高市场连接度。这些变化都能较快影响企业投资决策、扩大贸易半径和提高区域经济活跃度。再次，中国融资常常以组合方式推进，而不是把单个项目孤立处理。贷款、出口信贷、股权投资、商业银行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可以共同参与。与此同时，道路、铁路、工业园区、物流设施和制造业投资也可能被纳入同一发展规划。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化生产和工程执行方面具有成本与经验优势，而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的瓶颈恰恰集中在交通、电力、通信和物流领域。如果资金投向能够根据东道国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显性比较优势进行选择，融资就不只是外部资金输入，还可能激活本地生产能力。

对全球发展融资的启示

这些比较并不表示对世界银行等传统开发机构的否定。相反，这些比较是促进其改革的一面镜子：随着全球发展融资的重心逐渐从传统援助转向激活内生增长，多边融资机构需要更加重视受援国的真实需求。它们是否愿意投向回收周期长但能够打通生产瓶颈的公共资产，是否能够把项目与产业和市场连接起来，将越来越影响其增长绩效。

对世界银行而言，问题也许不只是资金规模不足，而是要摆脱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影响，国际金融机构的制度惯性，融资模式与增长瓶颈之间存在距离。规范、透明、审慎和环境社会标准仍然十分重要。不过，如果项目周期过长、政策条件过多，或者资金投向与生产性约束脱节，开发融资就可能难以在增长层面形成可见效果。未来的多边开发融资需要在风险控制与发展效率之间重新寻找平衡。

对中国而言，增长优势也不能停留在修路、通电、连网本身。下一阶段的重点应是如何把基础设施带来的增长效应转化为东道国的结构性转型。中国融资可以更加重视绿色技术扩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本地供应链培育、产业转移中的技术转让和技能培训，以及帮助东道国提高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能力。

鉴于世界银行年会将于十月召开，各个股东国可以参考上述分析，思考为什么世界银行贷款的增长效应不够突出，以及为什么世行的贷款附加条件效果有限，而且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有误导性。问题可能不仅仅在于资金规模，还在于发展理论框架、融资模式与真实增长瓶颈之间能否有效匹配。中国融资的增长效应更强，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结构转型、债务可持续性和环境约束。对全球南方而言，真正需要的是一种更务实的发展融资：既有纪律和透明度，也能快速回应真实需求；既能建设公共资产，也能带动产业和技术能力；既促进增长，也服务于绿色和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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