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十五五”如何打造企业出海服务高地

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正经历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关键转型，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同比增长7.1%，境外设立企业超过5万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2025年，海外上市公司累计占全国近三成，民营企业占长三角出海主体的84%，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需求越来越旺盛。尽管长三角已经集聚了一批出海服务平台和机构，但是尚未形成体系化力量，与企业的需求仍然存在差距。因此，2026年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地提出，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构建信息、资源、服务等协同的出海服务生态”。

存在不足之处

对照企业的多种需求，长三角在出海服务方面还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不足。

一是企业需求更加多元，服务领域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当前长三角地区专业服务机构多聚焦于传统的商业风险和东道国监管风险，但对美欧制裁、出口管制、长臂管辖、强迫劳动供应链审查等非传统商业风险的预警评估与合规应对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再比如，长三角企业出海目的地正从欧美日等传统市场向东南亚、中东、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加速拓展，相关小语种翻译、商务谈判等服务供给有待丰富。

二是企业需求更加精细，国别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比如，现有国别研究多聚焦宏观层面，但对企业最关心的市场准入流程、用地审批细则、外汇管制实操、税务合规路径、反垄断审查等微观操作性问题研究有待加强。再比如，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企业出海已从“事后被动应对”变为需要“事先主动应对”，但多数国别研究成果更新周期长，对于地缘政治突变、政策急转、汇率剧烈波动等动态应对不足。又比如，当前长三角地区高校的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仍存在一定的同质化现象，现有研究多为通用型投资指南，缺乏针对长三角优势产业定制化深度分析，“冷门”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相对薄弱。

三是企业需求更加专业，服务品质有待进一步精进。比如，长三角各类专业服务机构在服务企业出海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实践案例，但成功案例的示范效应与失败案例的警示价值未能充分释放。再比如，现有专业服务机构多集中于贸易撮合、法律咨询、金融支持等常规领域，而在ESG合规、碳足迹核算、数据跨境合规等新兴领域的专业供给有待加强。而长三角的各类出海服务机构如雨后春笋，但是服务能力和品质参差不齐，企业往往难以有效甄别。

四是企业需求更加综合，资源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比如，行业协会商会、贸易投资促进组织等市场化力量在出海服务中的功能作用发挥不足，平台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跨区域资源连接整合与常态化服务供给能力有待强化。再比如，对于退休外交官、驻外商务人员、海外华人华侨等资源的挖掘不够，尽管已举办上海2023外交官与民营企业家交流活动等，但缺乏制度性渠道将其转化为出海服务资源，RCEP、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的规则红利向市场红利转化的效率也有待提升。

五是企业需求更加高效，平台体系有待进一步打通。比如，上海市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江苏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浙江省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安徽省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正在加快建设，但平台间数据标准不统一、信息不互通、资源不共享的现象仍然存在，省、市、县、开发区、功能区都在建设自己的平台，协同效能尚未充分释放。再比如，目前长三角企业出海需求与专业服务供给的供需匹配机制仍在探索中，企业难以快速精准对接适配自身行业、目标市场的专业服务资源，特别是跨区域服务互通机制有待完善，导致企业搜寻成本、购买成本、试错成本高企。

多方面协同发力

“十五五”时期，沪苏浙皖都将服务企业“走出去”作为重要任务。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长三角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着力打造企业出海服务高地，以此作为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重要路径，建议从五个方面协同发力。

其一，完善专业服务领域。比如，协同补齐安全服务短板，聚焦非传统商业风险，协同建立常态化风险监测、预警播报、合规咨询、应急处置机制，引入专业安保咨询机构，为企业提供诉求响应和保护救济设计，加强海外合法利益保护。再比如，协同丰富小语种供给，鼓励长三角高等院校外语院系、涉外服务机构、海外本土化团队资源加强协作，探索建立长三角小语种人才共享池，组建小语种出海服务专班，针对中东欧、拉美、非洲、中亚等新兴市场，提供小语种翻译、本土化对接、文化适配、政策解读、市场调研等专项服务，探索远程小语种服务模式，实现小语种人才跨区域共享。

其二，深化区域国别研究。比如，协同推动高校区域国别研究与企业需求深度对接，探索建立“高校智库+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的协同研究机制，围绕企业出海面临的微观实操痛点开展专题研究，打通研究—咨询—培训—服务的转化链条，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企业可操作的出海指南、合规手册和培训课程。再比如，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区域国别动态数据库、风险评估模型和合规预警系统，重点关注地缘政治、政策变动、汇率波动、安全事件等高频风险因素，为企业提供实时预警。又比如，协同用好区域国别学会研究资源，建立产业出海联席会议制度，组建专业团队开发行业定制化的合规指南、风险图谱和市场准入路径。

其三，精进专业服务品质。比如，分行业、分国别、分阶段系统梳理长三角专业服务机构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探索建立出海服务案例库与知识共享机制，推动机构间经验互通与能力共建，避免企业重复试错。再比如，迭代更新专项扶持政策，引导专业服务机构向ESG合规、碳足迹核算、数据跨境合规等新兴领域延伸服务，培育一批在新兴合规领域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专业服务机构。又比如，加强对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企业“走出去”历史研究，更好把握不同阶段、不同区域的出海特征，为长三角企业出海提供经验借鉴。

其四，挖掘海外资源潜力。比如，《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明确，有关行业协会商会应当提升服务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能力和水平，及时反映行业诉求，要充分发挥长三角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的市场化作用，提供与对外投资有关的信息咨询、市场拓展、经贸交流、权益保护、纠纷处理等方面的服务。再比如，国际上退休外交官员、商务官员担任企业全球化顾问的模式已经较为成熟，要探索建立长三角退休外交官员、商务官员资源库，组建出海顾问团，为企业提供国别政策解读、政府关系对接、商务谈判指导等高端咨询服务，特别是将RCEP、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的规则红利转化为企业可操作的合规指南。又比如，鼓励长三角的海外优质企业、产业合作园区等主体共建海外服务站，提供商机资源、出海考察、主体注册、办公空间、产品展示、本地化营销等一站式服务，组织开展国际产业对接会、企业海外路演等活动。

其五，构建服务平台体系。比如，研究制定长三角出海服务数据共享标准与接口规范，运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接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推动三省一市出海服务平台之间信息互通与资源共用、功能互补，强化数据互联互通、优化供需智能匹配，降低企业多头查询、反复比对的信息成本。再比如，探索跨区域服务资质互认与信用评价共享机制，降低企业跨区域经营的适配成本，率先在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打造“虹桥出海”统一品牌，积极探索“出海服务券”通用通兑等创新举措，构建更高质量的企业出海服务矩阵。

（兰红梅系华略智库长三角研究院高级研究经理，夏骥系华略智库主管合伙人、首席研究员、长三角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