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弥补服务贸易短板，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7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将服务贸易与贸易平衡并列提出且置于前位，不仅说明贸易平衡并不仅仅是指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量平衡，还有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结构性平衡，同时更意味着发展服务贸易是促进贸易平衡的重要政策抓手，特别是在我国服务贸易至今依然存在着不小逆差的情形下，只有全力弥补服务贸易这层短板，方能构造出“中国服务”与“中国制造”的双向合力与联动引擎，进而实现从“世界工厂”到“全球服务”的提挡与升维。

国家竞争力与民生福祉的重大价值支点

把脉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趋势不难发现，服务贸易发展将扮演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历史上的3次工业革命曾极大推动了货物贸易发展，而当下第四次工业革命则带来了生产性服务业大爆发，由此产生的数字服务、研发设计、供应链、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服务需求，以及节能和资源循环利用、环境治理和碳足迹核算管理等绿色服务需求急剧上升，服务贸易潜力正加速释放。

与此同时，当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甚嚣尘上，地缘政治冲突日益加剧，传统货物贸易面临关税壁垒和需求萎缩的双重打击。在此背景下，具有惊人韧性的服务贸易成为新生力量。一方面，相较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商品，数字交付、跨境数据流动、知识产权许可等新型服务贸易具有特定的“抗关税”属性，更难被传统的关税壁垒所阻挡；另一方面，在数字化浪潮下，云计算、AI大模型、跨境电商平台更容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破国界，在目标国家与地区衍生出本土服务与跨国增值，服务贸易因此被看成是全球经济动荡环境中一国对外贸易构建“防波堤”的关键。

还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国际竞争，早已从“关税战”转向了“规则战”与“标准战”，而其载体正是服务贸易。以知识产权规则为例，发达经济体通过将自身技术路径固化为国际标准，形成全球市场的强路径依赖，后发经济体要么支付高额专利费接入现有体系，要么自建标准但面临全球市场不兼容的困境。也正是如此，在人工智能基础框架、电子设计自动化、工业操作系统等领域，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加速推动将自主知识产权转化为国际标准，进而提升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

需要特别强调，无论是作为经常项目下的商品出口，还是作为资本项目的投资出口，都与服务出口存在着十分紧密的关联，比如商品出口会牵引着对外服务的跟进，海外投资的落地可能会带动一定数量的劳务以及金融、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的输出，而服务出口的衔接和匹配能力，不仅直接关系着一国出口商品市场的稳固，更决定着企业在东道国投资的可持续程度以及嵌入化深度。因此，服务出口不仅是衡量一国出口结构高低的重要维度，更是衡量一国出口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标尺。

进一步从产业视觉观察，国际组织相关研究表明，制造业竞争的核心已由单纯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创造能力竞争，尤其是知识密集型和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制造业的中间投入环节，更能直接提高制造业的附加值与竞争力。一方面，伴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深度嵌入，制造业全产业链条、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制度性成本与运营成本会出现系统性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得到大幅提升，并且随着制造业中间环节中信息技术、物流、供应链金融服务等的投入占比上升，制造业跨境贸易成本也会进一步降低；另一方面，借助于服务贸易，在全球范围内高效配置高端服务要素，向价值链上游研发设计、核心知识产权等环节和下游品牌服务、数字运维、全球供应链管理等环节延伸，可以进而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实现从简单加工组装向高端创造跃迁。因此，抢占到了国际服务贸易的优势地位，就等于可以把控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领域，全球服务贸易增速快于货物贸易的势头于是愈演愈烈。

服务贸易的重大意义不仅体现在国际贸易与产业竞争的战略层面，更深刻地体现在微观的民生福祉上。就我国而言，随着人均GDP接近1.4万美元以及今年可能顺势冲上1.5万美元的新高点，居民的消费结构从“买商品”到“买服务”的趋势也会进一步强化，因此，无论是通过跨境交付享受国外的远程医疗、在线教育，还是通过自然人流动入境旅游、消费，服务贸易直接关系到亿万民众生活品质的提升。发展服务贸易，意味着我们要在国内提供更高质量、更具竞争力的医疗、养老、金融、文旅服务，去争夺那些原本流向海外的“服务购买力”。

结构性失衡现象突出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服务贸易稳步增长，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8.0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4%，其中出口3.627万亿元，增长14.2%，进口4.456万亿元，增长2.5%。进出口总量扩张的同时，服务贸易呈现出三大鲜明特点。首先是服务贸易增速超出货物贸易增速，同时服务出口增速超过进口增速，贸易逆差延续逐年边际递减趋势；其次，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一步增长，年度进出口总额超过3.09万亿元，增长6.6%，其中出口1.83万亿元，增长10.5%，进口1.26万亿元，增长1.3%，产生顺差0.57万亿元。不仅如此，旅行服务出口一改长期低迷态势，2025年录得了超过0.39万亿元的贸易收成，同比增长49.5%，成为服务出口增长最快领域，同时比旅游服务进口增速高出48.1个百分点。

然而，由于我国出口贸易长期徘徊于商品出口低端，转型升级的力度不够强劲，同时国内服务业的有效供给不足掣肘对外出口的能力，更多的服务产业或要素优势并没有转化为出口贸易优势，加之相关出口的平台与出口渠道较为狭窄，我国服务贸易依然存在着不小的逆差，其中2025年逆差总额超过0.83万亿元。对于一国而言，无论是经常项目还是资本项目，不管是货物项目还是服务项目，出现贸易逆差并不是怪事，但必须引起高度关注的是，我国的服务贸易逆差至今已延续30年之久。

贸易逆差需要继续解压的同时，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性失衡现象也较为突出。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贸易总额超过35万亿美元，其中服务贸易总额约9.2万亿美元，占比约26%，同期中国进出口总额45.47万亿元人民币，服务贸易占比约为18%，在经常账项目中的体量显然落后于全球水平，并与欧美国家30%~40%的占比保持着不小差距；从服务业内部的产业构成看，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34.4%，而西方发达国家为40%~50%，相较之下，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关键动能略显不足。

进一步从产业细分的角度观察，由于国内高端产业供给能力欠缺，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并不十分充分，与此相对应的出口占比也与西方发达国家稍逊一筹，同时受到关键技术创新瓶颈约束，加之复合型人才的短缺，我国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的出口能力也有待进一步增强，特别是在高端咨询、国际金融、核心工业软件等领域，我们更面临品牌溢价不足的不小压力；另外，虽然旅游服务的出口增速不错，但出口额度依然大大小于进口额度，而且旅游服务贸易作为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长期未改。

从区域上看，我国在海外设立商业机构提供的服务（商业存在模式）增长缓慢，未能与中国对外投资增速同步，反映出企业海外提供服务的深度和稳定度不足。与此同时，国内服务贸易高度集中于东部少数省市，其中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是主要贡献者，而中西部省份受限于产业基础薄弱、开放平台不足、专业人才短缺，参与度相对较低，特色资源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贸易优势。

还需明确的是，相较于货物贸易，我国服务贸易的开放深度仍然不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2025年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显示，我国整体服务贸易限制指数高于OECD平均水平，尤其在法律、电信、音像等战略性领域，外资准入仍受负面清单严格限制。同时，在数据跨境流动、数字认证、隐私保护等领域，国内监管规则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仍需要加强衔接。

政策赋能与市场造血的双重引擎

既大踏步地“走出去”和“走进去”，又大力度“引进来”与“留得住”；既巩固与挖掘存量市场，又开拓与延展增量市场；既要钩织广袤的营销网络与渠道，又锻造足以充分供给的丰沛国内产能；既在产品层面进行深耕，又在制度层面构造出持久驱动力。推动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量质齐升，实现服务贸易出口从“追随者”到“领跑人”的转换升级，不可停留于单一领域的突破，而需多方协同与系统发力。

首先，做全做优服务业体量与体能，夯实服务贸易出口产业基础。一方面，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鼓励制造企业通过发展个性化定制服务、精准营销，推动制造企业由重资产向轻资产服务的转变，同时支持高端装备、先进技术、优势产能向境外转移，推动制造业国际合作由加工制造环节为主，向合作研发、联合设计、市场营销、品牌培育等高端环节延伸；另一方面，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与生活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推进生活服务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并借此强化服务新场景的开发与落地，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的及时性与辐射面，同时切实破除行政垄断、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撑大文化、健康、养老等生活性服务领域的民间投资半径，锻造出服务出口的多元化主体。

其次，培育数字与绿色动能，优化贸易结构。数字贸易和绿色服务是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转型升级的两大关键增长极，可首先考虑在数字贸易领域建立起“技术—产业—生态”三位一体发展体系，一方面利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改造传统服务贸易，如发展“人工智能+翻译”“虚拟现实+文旅”等复合型服务模式；另一方面支持设立数字服务贸易专区和出口基地，引导云计算、云服务、跨境电商等企业集聚发展，同时加快构建数据确权、评估、交易、安保的规则体系，为企业提供数据处理、国际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支持。在绿色服务领域，重点支持节能服务、环境治理、碳足迹核算、碳管理综合服务等绿色服务的出口，并全力探索“数字+绿色”融合模式，如搭建国际碳交易平台，同时充分发挥链主企业的“龙头”作用，将绿色标准向上下游传导，构建出从原料采购、生产制造到物流回收的出口闭环管理优势。

再次，深化制度型开放，构建高水平发展基础。我国的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已形成了梯度开放体系，未来需动态跟踪清单实施情况，持续压减限制措施，同时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试验田”作用，提升压力测试，这些区域可大胆试点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安排、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等超常规举措，形成可复制的制度创新成果。在此基础上，重点聚焦人员、资金、数据三大要素，探索建立更富弹性的管理机制，如人员流动方面持续优化签证政策，同时扩大境外职业资格认可清单和互认试点范围，资金流动方面重点探索基于企业信用的外汇管理分级措施，扩大人民币在服务贸易中的使用，而数据流动领域重在建立高效便利的跨境流动机制，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国际数据服务业务。

最后，创新政策支持体系，多维赋能市场主体。财政与税收政策方面，要指导地方充分利用现有中央和地方资金渠道，支持服务出口新业态新模式，同时优化服务出口零税率申报程序，推广以电子信息替代纸质凭证，提高退税效率；金融与保险政策方面，重点加大出口信用保险对服务出口的覆盖面和承保力度，鼓励银行拓展以保单融资为代表的金融服务，并提升对专利权等无形资产的信贷支持能力；知识产权运用与保护方面，关键是加快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和交易流转体系建设，优化质押融资服务的同时，推广专利质押登记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加强对创新关键环节的保险保障；区域协同发展方面，实施“标杆引领”与“特色突围”相结合的差异化策略，东部沿海地区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依托国际航运中心、数字贸易枢纽等定位，发展高端设计、研发、供应链管理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则应避免同质化竞争，深挖本地特色优势，如大力发展中医药服务、农业技术服务、特色文化旅游等。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