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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黄梅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发展合作研究院院长)
核心判断:国内企业出海公共服务已经形成国家综合枢纽、各方分平台、地方服务港和境外服务节点相互衔接的网络。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把“平台可访问”推进到“事项能流转、问题能闭环、海外能响应”。
2026年2月11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统筹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资源,设置260多个栏目,接入37个地方、部门、机构和行业商协会平台,连接驻外使领馆和100多家外国投资促进机构,主要面向5.2万家境外企业及大量外贸、工程和劳务合作企业提供服务。到今年7月,商务部披露国家平台联动网站已超过1000个,并加快推进地方服务港和海外服务站建设。
国家平台由此成为全国出海服务网络的总入口。与此同时,上海、浙江、广东、福建、湖南、北京、深圳、山东等地陆续建设综合平台、服务港、服务站和线下会客厅;河北、南京等地则围绕科技企业、跨境贸易等特定场景形成专业平台。国内出海公共服务正在从零散供给进入平台化组网阶段。
国内平台已经形成四层结构
2025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1+N”平台体系,并把工作重点概括为“国家平台+地方港+海外站+专业机构”。结合地方实践,可以把现有网络归纳为四个层级。

这四个层级承担不同功能。国家平台负责统一入口、权威信息和跨部门资源汇聚;各方分平台提供税务、法律、知识产权、支付等专题能力;地方载体贴近企业、项目和产业集群;境外节点处理属地落地与突发事项。功能分工越清楚,平台之间越容易形成协同。
地方平台大体形成三种模式
第一类是综合门户型。上海、福建、湖南、北京等地把政务、政策、专业机构和市场信息集成到统一线上入口。上海已上架405项专业服务产品,并贯通浦东、临港、虹桥三个分平台和15个区服务网点;福建按照“投资出海、服务出海、产品出海”组织场景,并接入法律、税务和领事工具。
第二类是“线上平台+线下服务港”型。浙江形成“一个平台、一个服务港、13个市县服务站”的网络,线上设置16个功能模块;广东的“粤企出海综合服务港”已聚集200余家专业服务商,并与32个国家、44个海外园区运营商建立联系;山东“山海经”服务港接入9项政务事项和20类专业服务事项,以实体窗口承接企业需求。
第三类是专业赛道或具体业务型。河北面向科技企业,重点提供海外人才、技术转移、研发中心、科技金融和跨境驿站服务;南京平台则把通关、退税、融资、信保、物流、关税和原产地规则查询等20多项工具集中到APP和PC端。此类平台服务对象更聚焦,业务深度通常高于综合资讯入口。
现有平台能提供什么服务
从功能看,国内平台已经覆盖六类服务:
一是国别、行业、政策和风险信息;二是对外投资备案、承包工程、劳务合作、通关和退税等政务及业务入口;三是法律、财税、金融、保险、会计、知识产权、标准认证、人力资源和安全服务;四是展会、订单、项目、园区和投资促进机构对接;五是跨境融资、支付、物流、海外仓和供应链支持;六是海外落地、用工、社区关系、争议解决和应急协调。国家与地方平台已经具备较完整的服务菜单。
平台的功能重心也在分化。国家平台更适合供给权威性、通用性较强的公共产品;省市平台更适合围绕本地产业和企业画像组织服务;专业平台可以深入到科技、跨境电商、税务、知识产权等高频场景;海外站点承担属地响应。清晰分层有助于减少重复建设。
平台扩张之后,仍有五类缺口
第一,平台之间已经能够相互跳转,事项之间仍难顺畅流转。企业在不同系统重复注册、重复提交材料、反复说明需求的情况仍然存在。37个分平台和1000多个网站扩大了资源覆盖,也提高了统一身份认证、数据授权复用和办理进度共享的必要性。
第二,信息供给较多,企业级决策支持较少。国别指南可以说明税率和投资规则,企业真正需要的往往是结合行业、规模、进入方式和风险承受能力,形成“能否进入、何时进入、采用经销、合资还是建厂”的判断。多数平台仍以资料陈列和机构链接为主。
第三,专业机构数量快速增加,服务质量、收费和责任边界缺少统一可比规则。服务商入驻数量可以反映资源集聚度,却不能直接代表服务效果。企业还需要经核验的能力标签、典型案例、收费参考、投诉处理、信用评价和退出机制。
第四,境内入口建设较快,境外“最后一公里”仍显薄弱。法律、税务、用工、安保、社区关系和合同争议高度依赖当地团队。海外服务站的覆盖范围、人员配置、响应时限和协同权限尚未形成统一标准,服务质量可能因国别和运营主体而异。
第五,平台绩效仍偏重栏目、机构、活动和访问量,事项响应时间、问题解决率、材料重复提交率、风险提醒触达率、海外争议处置周期和企业满意度等结果指标公开较少。缺乏结果数据,会限制平台持续改进,也不利于识别真正有效的服务模式。
下一步应将平台网络做成问题闭环
首先,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身份和“一企一档”。在企业授权范围内复用备案、项目、国别、行业和服务记录,形成国家平台与地方平台之间可携带的企业画像,并减少重复填报。
其次,建立标准化服务目录和专业机构治理规则。公共平台应明确基础公共服务、市场化增值服务和应急协调服务的边界,对服务机构实行准入核验、能力标签、收费参考、服务评价和动态退出。中小企业可以获得一次低成本的合规筛查、知识产权检索或基础税务咨询,再由市场机构承接个性化业务。
再次,实行“一事一码”和限时响应。企业提交跨部门诉求后,由平台统一生成事项编号,明确牵头主体、协同单位、办理节点和反馈时限。境外服务站应建立重点国别值守机制,并与使领馆、商协会、合作区、律师事务所和保险机构形成应急协同。
最后,把考核重点转向企业结果。平台既要统计栏目、机构和活动数量,也要持续披露平均响应时间、事项办结率、服务转化率、企业节约成本、风险损失减少和海外项目存续情况。只有当平台能够帮助企业少走弯路、提前识别风险、以可承受成本获得第一轮专业支持,并在海外争议中快速找到责任主体,出海公共服务网络才真正具备基础设施属性。
中国企业出海服务体系已经完成了从单个平台建设到多层网络形成的第一步。下一阶段需要推动国家入口、地方服务港、专业机构和海外节点在数据、流程、标准和责任上真正贯通。平台数量决定覆盖面,问题闭环决定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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